我一直好奇为什么人类养成了交换的习惯，而其他动物没有？也许跟熟食相关。熟食的最大优势在于，尽管它比生着吃要花更多的准备时间，可吃起来就快多了（野生黑猩猩每天光咀嚼就要花6个多小时）。这意味着，趁着有人准备伙食的时候，别的人就可以吃。
对大多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来说，男性外出狩猎打野味，女性则花大量时间采集、准备和烹饪主食。烹饪推动了性别的专门分工。最基础也最深刻的劳动分工就是性别分工。人们先训练自己在两性之间进行分工和交换，形成了跟其他人交换劳动的习性，再接着，他们开始把这个概念一点点地向前推进，尝试一种更为奇特的全新把戏：在整个部落里专业化，之后在部落之间专业化。
随着石器时代的人们发现交换带来了互利，接下来，靠着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他们放大了成效。交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在于，它有繁殖的性质：你做得越多，就有越多能做的，而且，它还引出了创新。
交换习惯的形成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促成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反过来又鼓励了更多的专业化，于是带来了更多的交换——由此进步得以诞生。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哈耶克所说的“交易秩序”（catallary，又叫市场秩序或耦合秩序）：由于劳动的日益分工，促成了可能潜力的不断扩大。这就是一种一旦开始就会自行放大的东西。
那么，交换和专业化又是如何构建出人类的集体大脑呢？
按照人类学家乔·亨里希的说法，人类通过仿效名人，在彼此间学习技能，并因为犯错，在误打误撞间有所改良和进步，从而实现创新，这就是文化演进的方式。互相连接的人口基数越大，教师越是技能纯熟，碰上因为偶然失误而实现改进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连接的人口基数少，技能更容易在传递过程中以步步退化。
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口最多不过几百人，这使部落只能维持数量有限的工具，因为工具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有个最小规模的市场。人只能学到有限的一套技能，如果一项稀罕的技能没有足够多的专家可供众人学习，这种技能就会消失。好的想法必须依靠人口数量来维持和延续，否则，进步就无法立足，甚至转为倒退。
狩猎采集部落接触不到人口众多的交易伙伴，他们的技术就会陷入停滞，如隔绝生活在一座孤立小岛上的塔斯马尼亚人。现代人的大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造就不同的是他们的交换网路。塔斯马尼亚人单个的大脑毫无问题，但他们没有构建起现代人那样的交换网络，也就是现代人的集体大脑。隔绝导致了他们技术上的退化。最先丧失的是最难造出的工具和最复杂的技能，因为没有可供效法的师傅，它们最难掌握。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工具其实是衡量劳动分工程度的一种尺度，劳动分工受市场化的程度所限。塔斯马尼亚的市场太小，维持不了太多的专业技能。
没有庞大的人口交换思想和技能，就算是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也无法持续。人类的成功，极大地取决于数量和联系。塔斯马尼亚效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6000年前开始，非洲的技术进步如此缓慢而不稳定。因为非洲大陆被分割成了一块又一块互相点缀的虚拟塔斯马尼亚岛。
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互相联系的庞大人口意味着更迅速的渐进式发明创造。
以上是我阅读《理性乐观派》的一篇读书笔记，下一篇我将与大家分享：信任是如何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