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2017年11月21号，绍兴中院门口的梧桐叶落得满地都是，风刮起来，叶子打着旋儿往人脖子里钻。旁听席上坐了个八十多的老太太，拄着枣木拐杖，棉袄的补丁摞了三层——是当年绿洲珠宝行被杀保安的娘。
开庭的时候，徐利是被两个法警架着进来的。穿件旧夹克，袖口磨得发亮，头发剃得精光，脑门上还有道浅疤，是上次在看守所撞墙磕的。他低着头，没敢看旁听席，右手攥得死紧，指节发白——陈默上次给他的那张“东风”麻将牌，就揣在他那只手里。
法官念判决书，念到“四条人命”“抢劫财物价值二百余万元”的时候，老太太突然“嗷”一嗓子哭出来，拐杖戳得地板咚咚响：“杀千刀的！还我儿命来！他死的时候才二十五，娃才半岁啊！”
旁边夏根法拄着拐杖站起来，腿上的旧伤一到阴天就疼，他拍着轮椅扶手骂：“你个龟孙子！害我瘸了半辈子，我孙女都不让我抱！”
旁听席上哭成一片，徐利还是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砸在夹克前襟上，洇出两个深色的印子。他那只攥着麻将牌的手，指甲把牌边抠掉了一小块，木屑嵌在指甲缝里，混着血，红得刺眼。
“被告人，最后陈述。”法官敲了敲法槌。
徐利憋了半天，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只挤出一句：“我该死……我想见我闺女。”
就这一句，没别的。法官把死刑判决书递到他面前，他签了字，字歪歪扭扭的，像条爬不动的虫。那张“东风”麻将牌从他手里滑出来，“啪”掉在桌上，缺了个角的地方，还沾着他的血。
押下去的时候，陈默站在走廊里等。他头发全白了，比三年前又苍老了不少，手指头熏得焦黄，夹着根没点的烟。徐利路过他身边，脚步顿了一下，没抬头，含糊地喊了声“同志”。
陈默把烟递过去，帮他点上。徐利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冒出来，模糊了他的脸。他攥着那根烟，走到楼梯口的时候，突然听见下头有人喊“爸爸”。
他猛地抬头——法院门口的台阶上，他老婆牵着闺女站着。闺女扎着羊角辫，红头绳洗得发白了，手里攥着半瓶冰红茶，是她自己攒零花钱买的。看见他，闺女挣开妈妈的手，往楼梯口跑，边跑边喊：“爸爸！我等你！”
徐利想伸手去接，法警拽了他一把，他踉跄了一下，那根烟掉在地上，被他踩灭了。他回头，看着闺女跑到楼梯口，小手扒着栏杆，眼泪鼻涕糊了一脸。那张“东风”麻将牌从他口袋里掉出来，顺着台阶滚下去，闺女弯腰捡起来，擦了擦上面的灰，攥在手心里，对着他的背影喊：“爸爸给的！我收着！”
徐利被押上囚车的时候，还在回头。囚车的门关上，“哐当”一声，把那声“爸爸”挡在了外头。陈默站在台阶上，看着囚车开走，烟头的火星子在风里一明一暗。旁边新来的小警察问：“陈队，这案子结了？”
陈默吐了口烟圈，没说话。风刮过来，把烟圈吹散了，他看着台阶上那半瓶冰红茶，瓶身上的水珠结了层薄冰。
后来我听陈默说，徐才判了无期，在监狱里天天哭，说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家里人。徐利执行死刑的前一天，申请见了闺女一面。隔着玻璃，闺女把那张“东风”麻将牌贴在玻璃上，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警察，抓坏人，不让你再犯错误。”徐利没说话，就隔着玻璃摸那张牌，摸了半个小时，最后被法警拉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闺女一眼，嘴角动了动，像是在笑。
现在你去省厅的刑侦博物馆，还能看见那半瓶冰红茶，那条粉色线裤，还有那张缺了角的“东风”麻将牌。旁边摆着当年老刑侦的那根枣木拐杖，还有徐利埋在小卖部花坛里的那把托卡列夫枪——枪身上的锈，擦不掉了。
陈默退休之后，天天往博物馆跑，搬个小马扎坐在展柜前发呆。我上次见他，他正摸那半瓶冰红茶的瓶子，手指头在瓶口的粉色印子上蹭了蹭，说：“22年啊，六任局长，几千号兄弟，踩出来的路，总得有人记着。”
我说：“人都死了，记着有啥用？”
他抽了口烟，烟雾绕着他的白发转：“不是记人，是记这股劲儿——老百姓遭的罪，咱当警察的，不能忘。”
展柜里的灯光打在那张“东风”麻将牌上，缺了角的边缘，泛着旧旧的光。博物馆外头，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走过去，背着书包，手里攥着本法律书，阳光照在她脸上，亮得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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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到这儿就完了。你要是去绍兴，还能在老街口找到当年徐利开的那个小卖部，现在换了老板，卖的还是那种冰红茶，三块钱一瓶。老板说，常有穿警服的来买，买完就站在门口喝，也不说话，喝完把瓶子扔进垃圾桶，转身就走。
你说这世道，怪不怪？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