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92《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八卷-07
最后的吹哨人
匈奴单于栾提咸去世，他的弟弟左贤王栾提舆继位，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
栾提舆继位后，贪图赏赐，派大且渠奢与伊墨居次云的妹妹的儿子同到长安进贡。
王莽派和亲侯王歙与奢等一同到塞下，与伊墨居次云、须卜当会面，趁机用兵逼迫、威胁伊墨居次云、须卜当，送至长安。
二人的小儿子从塞下得以逃脱，回归匈奴。
须卜当到长安，王莽封他为须卜单于，打算出动大军，帮助他在匈奴即位。
然而大军一时无法集结，而匈奴对新朝更加恼怒，纷纷侵入北方边境掳掠抢劫。
最初，王莽想要引诱须卜当，大司马严尤规劝道：“须卜当在匈奴右部，他的军队没有侵犯过边境，总是把单于的消息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巨大帮助。
现在迎接须卜当并安置到长安槁街，他就不过是一个胡人罢了，不如他留在匈奴有益。”
王莽没有听从。
既然已经把须卜当弄来了，就想要派遣严尤和廉丹攻打匈奴，都赐姓徵，称为二徵将军，命令他们诛杀单于栾提舆而立须卜当去代替他。
兵车出发到长安城西马圈，没有起行。
严尤一向具有智谋和才干，反对王莽攻打四方蛮夷各族，屡次规劝王莽都没有被听从。
等到将要出兵时，朝廷进行讨论。
严尤坚决说：“匈奴可以权且放在后面，首先要忧虑山东地区的盗贼。”
王莽怒火万丈，下策书把严尤免职。
大司空下属的议曹史范升向大司空王邑提出签呈：“我听说，做儿子的，不离间父母之间的感情，才称为孝子；做臣子的，不诋毁君王，才称为忠臣。
而今，大家异口同声，歌颂皇上神圣，赞扬阁下英明。然而，英明的意思是无所不见，神圣的意思是无所不闻。
而今天下的大事，比日月在天上还要明显，比雷霆万钧还要震撼【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
然而皇上说没看见，阁下说听不到。那么善良的百姓，去哪里呼唤苍天！
阁下误以为措施是对的而不开口，这样过失还小【公以为是而不言，则小过矣】；
认为是错的而奉命执行，那么过失就大了【知而从令，则大过矣】。
两者之中，您一定居于一项，就怪不得天下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到您身上。
皇上认为远方不服从是最大的忧虑，我却认为国内百姓的不满才值得特别担心。
现在的举动不合时宜，所决定的事情跟常理相反，在翻车的道路上奔驰，在失败的轨迹上步步跟进。
往后降临的灾祸将更加震骇，爆发得越晚就越是可怕。
而今，正逢一年开始的春季，却征调壮丁到远方服役，粗劣的饭菜都不够吃，田地荒芜，无人耕种。
粮谷价格猛涨，一斛竟高达数千钱。官吏和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将不再做国家的人民。
不久，胡人、貊（mo）人就要来把守宫阙，而青州、徐州的强盗匪徒就要进入帷帐了。
我有一番话，可以解除天下倒悬的痛苦，免除民众的窘迫，不可以用文字表达，请求引见，愿毫无保留地陈述我心中的想法。”
王邑不予理会。
感思：严尤是一位生不逢时的杰出军事战略家。
他具备韩信、李靖般的战略洞察力，却效力于王莽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狂人。
严尤在王莽掌权初期便受到赏识，以“明兵法”著称，是王莽集团中少有的具备扎实军事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将领。
公元10年，王莽准备对匈奴发起大规模战争，集结30万大军，计划分多路一举平定匈奴。严尤被委以重任，参与了早期筹划。
严尤上书力谏，提出了著名的 “五难论”（详见读书笔记578），成为后世论述远征北方游牧民族困境的经典引用。
其论系统阐述了远征匈奴不可行的现实困境：
后勤难：军需补给线过长，负担极重。
天时难：北方气候与中原迥异，难以适应。
对手难：匈奴骑兵机动灵活，难以捕捉其主力决战。
装备难：中原军队的装备不适合在草原荒漠长期作战。
国力难：大规模战争将耗尽国内资源。
他主张采取历史上周、汉的成功经验，以防御、震慑和政治分化为主。
此谏言逻辑清晰，切中要害，展现了其卓越的战略眼光，但被王莽彻底拒绝。
尽管意见被否，严尤仍作为将领被派往北方边境。他在与匈奴和高句丽的战事中取得一些战术胜利，如斩杀高句丽侯驺，展现了其军事能力。
凭借战功和资历，他在新朝后期官至大司马，位列三公，达到了仕途顶峰。
反映了王莽对其能力的认可，但只作为执行工具，绝不代表采纳其核心战略思想。
当王莽再次欲大举征伐匈奴，并逼迫匈奴贵族须卜当来长安，企图强行立为傀儡单于时，已是大司马的严尤再次挺身谏阻。
这次谏言触怒了王莽，严尤被当即免职。 他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
被免职后，严尤在历史上暂时隐退。公元23年，新朝崩溃前夕，他被王莽重新起用，与王邑一起率40余万大军（号称百万）镇压绿林军，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担任副帅。
昆阳之战，新军惨败于刘秀。严尤在败退中，于宛城被另一支起义军（下江兵）斩杀。
一代名将，最终随着他所效忠却屡屡谏阻的王朝一同覆灭。
严尤始终忠于王莽。他的“忠”体现在尽己所能，用专业知识和真话去挽救王朝，而非盲目顺从。
这正是其悲剧根源：在一个拒绝真相的体制内，能臣的价值被彻底否定。
严尤的人生起伏，完美诠释了王莽新政的用人矛盾：
需要能臣来解决问题，却又无法容忍能臣指出根本性错误。
范升是两汉之交一位极具洞察力的儒臣，以清醒的政治眼光和学术风骨著称。
他准确地指出王莽政权“胡、貊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意思是外族入侵尚在边关，而国内农民起义的刀锋已逼近帷帐了。
这一判断与严尤的“先忧山东盗贼”完全一致。
他批评王莽及其亲信王邑对天下危机“云不见”“云不闻”，这种直白的谴责，与严尤被免职前的进言如出一辙。
他和严尤，一位是底层文官，一位是军队统帅，却从不同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证明新朝的崩溃已是当时清醒之士的共识。
王邑看到范升直白到近乎“诅咒”的建言，预言“胡人守阙，盗贼入帷”，却没有杀他，看似仁慈，实则是新朝末期特定政治生态下，一个高级官僚“理性自保”与“体制性麻木”相结合的选择。
这不是个人宽容，而是系统失效的信号。
王邑作为大司空（三公之一，主管监察、谏议），理论上负有匡正君主过失的责任。
如果仅仅因为下属提出尖锐意见，哪怕是批评自己的意见就杀人，这本身会成为一项重大的政治污点和失职行为，可能被政敌攻击。
杀一个直谏的下属，会立刻将自己置于舆论风口，显得气量狭小、堵塞言路。
而“不予理会” 则是最安全、最省事的处理方式，既不用担杀人恶名，也不必为建言的内容负责，维持了表面的官僚程序，是低成本选择。
范升的奏疏虽然犀利，但有一个关键的“安全结构”：
恪守“忠臣”话语框架：他开篇就界定“子不间亲为孝，臣不间君为忠”，将自己定位为忠臣，将批评包装为“尽忠”。这在儒家政治伦理中是受保护的。
将矛头指向“政策”而非“谋反”：他批评的是政策失误（“举措不时”“与理相反”），预言的是国家危机，并未直接攻击王莽的神圣性，也未指控某个人谋反。
这种批评属于“政见不合”，表面上仍属于官僚系统内部讨论的范畴。
留有“台阶”：他指出王邑有两种过错，“以为是而不言”是小过，“知而从令”是大过。
这其实给了王邑一个心理上的缓冲：不回应，可以被解释为默认是“小过”，而非更大的罪责。
最核心的时代背景：系统性的绝望与麻木，这是理解王邑反应最深刻的一层。
到新朝末年，像范升这样看清危局的人绝非少数。
严尤作为大司马都说了类似的话。杀一个范升，解决不了问题，也堵不住悠悠众口，反而可能激起清议的反弹。
王邑作为核心高官，很可能比范升更清楚国家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他知道范升说的是对的，但也深知王莽不可能听劝。
在这种巨大的无力感下，他的反应不是愤怒，而是一种 “知道结局，所以放弃挣扎”的麻木。
“不予理会”是一种精神上的节能模式。
在王朝崩溃前夕，高级官僚的首要任务往往从“治国理政”异化为“规避个人风险，等待局势明朗” 。
不做出任何激烈的、引人注目的决定，比如杀人，是最稳妥的保身之道。
因此，王邑不杀范升，绝非因为他理智或仁慈，而是因为：
从官僚规则看，杀人成本高，不理成本低。
从政治风险看，建言未触及“谋反”红线。
从时局认知看，他内心可能认同范升，但深知无力回天，陷入绝望性麻木。
从系统状态看，新朝的官僚机器已从“解决问题”转向“维持表面运转直至死亡”。
当最高决策层连“堵嘴”的冲动都没有，当尖锐的警报只能换来沉默的忽视时，说明这个政权的中枢已经“脑死亡”，剩下的只是惯性滑行坠向深渊。
范升的笔，戳破的不是王邑的羞耻心，而是整个统治精英阶层的无力与幻灭。
在国家冲向悬崖的最后时刻，严尤站在军队的哨位，范升站在言论的哨位。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吹响了最后的、却被忽略的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