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冬尤其冷，父亲亦不能出门晒太阳了。整日端坐家中，日复一日循规蹈矩地数着一成不变的日子，87岁的老父亲愈发寡言不语了。

腊月初十，雪姐来电，说当日要来探望父亲。规律而无趣的生活突然注入了一些新鲜活力，多了一些期盼。徒弟们千里迢迢来看他的时候，便是他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父亲兴奋起来，当日的午睡也轻浅短促了许多，早早就端坐在客厅里，目光不时扫向墙上的挂钟。

我正好休假在家，便去车站接了他们过来。十几年不见，父亲脱口叫出了同行而来的另一个徒弟小赵哥的名字，笑着打趣他：“都快认不出了，你怎么这么胖了！”雪姐来不及脱下大衣，就在父亲热切的注视下乖乖地坐在身旁。父亲满面笑容，满眼都是慈爱的光，两个人四目相对，拉着手不放，透着无比感人的亲昵。

雪姐拍拍老爷子的肚子：“肚子这么大了，不能光坐着不动啊，要多走走！”

父亲应和着：“走，走，每天都走。”

“那你现在走给我看看！”

“好，好！”

老爷子一边答应着一边在雪姐的搀扶下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绕着客厅走了两圈。

“每天走几圈啊？”

“十几圈”，父亲打着虚夸。

“太少了，还要多走！”

“嗯，嗯。”

此时的父亲，温顺无比，一改往日家中老太爷唯我独尊的气派和秉性。平日里母亲和我费尽心力希望他做的事，他都不予理睬，在徒弟们面前却总是百依百顺，点头答应。

印象中的父亲，是个骨子里带着清高的文人，再加上他工作的单位是建筑行业，日常接触的大多是简单直爽、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出身，他在其中便愈发显得孤傲，形单影只独来独往的，似乎没有几个能够交流的朋友。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新疆建工局抽调父亲去筹建加气混凝土厂，父亲便成了那个厂的元老之一。建厂之后，他主管厂里的财务工作，手下便带着一群17、8岁活泼可爱的姑娘小伙儿，其中我最熟知的，便是燕子姐和雪姐。他们敬他为师父，可却与他一点儿也没有生分感距离感。他们亲昵地称他为“叔”，与他亲如父女，甚至比我这个亲闺女还要亲上几分。

小时候没有太深的印象，只是依稀记得，当年去实验中学参加中考的时候，家离考场很远，我又发着烧，考试的那几天，雪姐便把我接到了她家，每日照顾我起居，接送我去考场。

考入实验中学后，住校的第二天，父亲便带着他的徒弟们来宿舍看我。宿舍里都是上下铺，床挨着床，中间是只够一个人通行的窄窄的过道，也没个可以安坐的地方。徒弟们叽叽喳喳地围着我嘘寒问暖，一会儿往我手里塞好吃的，一会儿让我试试她们帮父亲为我挑选的新衣裳。父亲就站在圈子外面，微笑地看着我们，一声不吭。

高二的时候，我的家搬到了父亲厂子所在的红雁池。第一次从学校回家，是他徒弟去学校接的我。我被领着走进家门的时候，父亲还在厂里上班，没有回家，凤珍姐正在屋里忙活着，给客厅挂上窗帘。在这个新家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书桌书架。书桌上，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明艳艳的橙色小录音机。

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一群年轻人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家。每次都是他们在家里张罗做饭吃饭，父亲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安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着他们，一切都由他们操办。他们围坐在饭桌旁，吃饭、喝酒、聊天、嬉闹，直到很晚很晚才收拾干净屋子，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开。少女时代的我内向而羞怯，他们来家里欢闹的时候，我便成了一个怯懦生疏又无法融入欢乐的局外人，于是便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听着他们的热闹，翻着自己的书本。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再后来，我毕业留在了北京，立足扎根，结婚生子。安身立命不易，回家探亲的时候也不多。我们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像一个扁担的两头，中间细细长长的，是与父母相隔三千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和长长绵绵的牵挂思念。

2003年的深秋，终于有条件把父母接来北京养老。父亲当年是从北京赴疆的，兄弟姐妹也都在这里，算是叶落归根，因此没有半点犹豫，母亲倒是很不情愿，舍不得那些厮混几十年的老姐妹。

2006年，燕子姐借来京出差的机会住在家里陪了老两口几天。她的到来，让我依稀想起了20年前，在红雁池加气厂的那段模糊又热闹的日子。

2011年底开始，接二连三的重病袭来，摧毁了年逾八十的父亲的健康，生生把他从一个不喜约束来去自由的人，变成了行动不便起居都需要依靠旁人、再也享受不到独立自由的人。巨大的落差令老爷子难以适应，他越来越觉得生活了无生趣，也越来越沉默寡言。

之后的几年，他的徒弟们也陆陆续续地退休了。时不常地，他们总会打电话来陪他聊聊天，隔三差五地在微信里发一些照片给他看，与他分享他们的退休生活。家事安排妥帖的时候，她们便会专程飞过来，也不去什么地方旅游，只是在家陪伴、照顾老爷子十天半个月。她们大包小包背来了新疆的羊腿、核桃、大枣和水果，炖了香喷喷的羊汤，做了美味的抓饭、拉条子、揪片子给老两口吃。

她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相互间很是要好，性格又活泼，叽叽喳喳的，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有她们在，平日寂静无声的家里立时便热闹了许多。她们跟父亲很是亲昵，一见父亲的面，便像小孩子见了家长一般，撒着娇相互嘻嘻哈哈地揭短告状，逗得老两口眉开眼笑。跟她们相比，父母大人面前的我，就显得太过内敛拘谨和理性，无法像她们一样逗父亲开心了。

每次她们一来，老爷子的日子就变得生机勃勃、喜笑颜开的。父亲总是露着开心的笑，眼里闪着光彩。她们小心地搀扶父亲锻炼走路，亲密地搂着父亲的脖子大笑，温柔地帮父亲捶腿，仔细地帮父亲剪手指甲，陪老爷子一起下楼遛弯晒太阳。老爷子美美地享受着她们的伺候，与她们搭着话，人也显得也年轻了许多，脸上总是露出幸福而慈爱的笑容。

我打心眼里感激她们，也从心底里认了这几个非亲非故却与父亲情同父女的姐姐，与她们也慢慢地亲近起来。渐渐地，从她们那里听说了很多年轻时代跟着父亲学徒的往事。

那时候，他们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便是打扫办公室卫生，顺便打扫了父亲的办公室。此时她们必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偷偷私分父亲刚刚泡好的茶，然后再悄悄地将茶杯满上。她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父亲不会发现。殊不知稍微看一眼茶叶舒展的形状，品一品茶水的浓淡，父亲便会心中有数，只是假装不知道不点破他们罢了。

那时候，父亲对他们业务要求极严格。常常在她们以为诸事皆毕可以狂欢的时候，夹着一只烟走进屋来，指着账本某处说：“这个地方错了，想想怎么错的，为什么错了。”“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好好想，直到想出来为止！”直到他们百般尝试还是不得其解，陪着笑脸撒着娇围着他讨教时，他才一边弹着烟灰一边给他们指点迷津。然后意味深长地教训他们：“你们做事要多动动脑子！”父亲的严格要求，使他们业务不断精进，日后个个成为顶大梁的业务骨干。

那时候，父亲去参加会议从来不带笔记本，总是端着一杯茶就进了会场。父亲有着惊人的好记性，任何事情听过看过，便都记在脑子里，清清楚楚，绝对不会忘记。遇到会上有人发言絮絮叨叨半天讲不清的，他就会有些不耐烦，私下里跟他们发牢骚“他怎么这么啰嗦，这么点事讲半天……”

那时候，出了问题，父亲总会给他们托底。有一次小出纳发工资出了错，最后少了30多元查不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急得直哭。30多元，在那个年代，就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啊。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父亲从胸前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钱垫上，说：“行了行了，别哭了，哭有什么用？下次认真点。”然后夹着烟又踱回他的办公室。

工作之外，父亲也不端架子，喜欢跟他们聊天，从社会热点到轶闻趣事，从武打小说到歌星影星，什么话题都能与他们聊到一处，竟然也没有什么代沟。他们也喜欢跟他厮混，觉得他博学多才，无所不知，又从不端领导和长辈的架子，任由他们撒欢儿胡闹。

后来父亲被调回了原单位，离开了厂子。他们也各自羽翼丰满，成长起来，业务能力都很强，有的担任了厂里的领导，有的被抽调到其他单位成了骨干。虽然不再在一起共事，也都各自成家立业，但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再后来，父亲便离休在家了。儿女都在帝都打拼，老两口的身边没有子女，日子过得简单而冷清。她们便定期相约，拉家带口地去家里看望他们，我们的家便成了她们定期聚会的场所。逢年过节的时候，她们也必有一天会结伴来家里陪我父母一起渡过。她们说，我不在身边时，她们替我尽女儿的义务和孝道，父母也把她们当做女儿一般亲昵和疼爱。

每次她们来京看望父母的时候，时光都过得飞快，十来天的辰光总是转眼就过去了。每一次的离别，都让一旁的我泪水涟涟。父亲拥抱着她们，总是百般不舍，不愿意放手。妈妈也总是执意陪她们出门，送出很远很远，还要目送她们的背影，直到看不见的时候。

人虽远离，余温犹在。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她们总会打电话告诉母亲，她们在家中的某个地方给父母留下了一笔钱。她们还给老两口留下了期盼和念想，总会在离别的时候留下话说，明年的某个时候，她们还会再来。

每次她们走后，母亲总是回味她们来家时候的点点滴滴，感叹这样重情重义的徒弟，如今真是不多见了，父亲真的好有福气。我也打心眼里感谢她们带给父母的温暖和幸福。他的徒弟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想，这几个徒弟们对父亲而言，不仅仅意味着生活中有几个情深义重的忘年交，她们为他严谨持重不苟言笑的一生抹上了一笔浓浓的色彩，让我看到了他热情率真活泼的另一面。我不禁好奇地遐想，70年前重庆南开中学的棒球队里，那个奔跑在运动场上的英俊帅气的父亲、那个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的活跃在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父亲，到底有着怎样的飞扬青春，曾经是怎样一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