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痴迷画画，也爱读历史和地理书籍，上初中时常常在政治课上得到老师赞许。比如讲到十月革命，老师总问发生在哪一年，我总能立刻答出：“十一月七日。”老师说起宋教仁事件时，我在下面小声嘀咕：“凶手是山西人武世英。”这话让政治老师颇为惊讶，总好奇我这些知识是从哪儿学来的。
在文革时期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我却读了不少历史书还有小说，《毛选》里最爱看的就是注释；看香港出版的《金陵春梦》时，第一次知道南京大屠杀，心里又悲又愤。学画画时，我掌握了三庭五眼、人体七个半比例、光的五种基调和冷暖色搭配，画过许多铅笔画和水粉画。那时最欣赏周思聪，她的人物水墨画色彩淡雅，形象鲜活，把时代风貌勾勒得淋漓尽致。我还痴迷诗歌散文，《雷锋之歌》《理想之歌》《啊，友情》，还有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毛主席诗词那时我能背诵上百首，现在也有几十首，后来舒婷的《致橡树》也让我爱不释手——说起来，我那会儿也算个文艺青年。
可高考时，我知道自己那点底子，不敢报绘画专业，更不敢碰文科的历史地理，怕一考就砸。为了好就业，只能选数理化占优势的工科院校。
上班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那时离开工厂的机会不少：公司工会缺有文化的人，我特别想去，写稿、画画、搞文体活动都是咱的爱好；外面单位的行政岗也招人，我都递了申请，可厂里就是不批。考研的路也走不通。同来的一个大学生为了离开恶劣的岗位，干脆长期请病假，厂里没办法，最后只得放人。那时工资不高，请假损失不大，可我做不出这种事——没病装病，实在学不来。我甚至想过开店，都准备租房进货了，琢磨再三还是作罢，就这么干了十多年。
这期间，厂里有位电大生很厉害，自学单片机，发明了单片机驱动的智能仪表。上世纪计算机还鲜为人知时，这可是天大的事。他因此成了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出国、涨工资、到处演讲，那会儿能给的最高待遇几乎都给了他。可后来他还是跳槽去了冶金部的钢铁设计院。
没成想上班十多年后，一连串的事接踵而至。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母校给我发函，让我去读研究生。一来那年招生没满，二来他们急需大企业一线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那时我三十多岁了，快四十了，事业正处巅峰，拿了不少荣誉：厂里最年轻的高工、年富力强的车间主任、自动化主管、主任工程师、公司级优秀党员、劳模、优秀管理者，还得了市五一劳动奖章，最难得的是公司奖了我一套高层住宅，这在厂里是头一遭，也是独一份。我想，不能学那位电大生忘恩负义，便毅然回绝了母校。再说那时自动化技术发展太快，学校的课程至少落后二三十年，读三年研，得错过多少东西。同班两个同学去读了，毕业后发展得都不错，一个成了单位纪委书记，一个当了工会主席。对了，之前那位泡病号的同事，调走后没几年就成了炙手可热的公司保卫处处长，权力不小，受市和公司双重管理。不过我已痴迷技术，算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
回绝读研后没多久，有同事打电话让我去深圳，说啥都不用带，去了每月给两千块——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我还是没去。我这人保守，没魄力，对自己没信心，再加上心里念着厂里的好，就这么一直待到退休。
好多人说：“李工，你留在厂里真是屈才了。”其实我的徒弟大多也出去了，有的在西门子，有的做电商，有的自己开厂，混得都不错。人就是这样，机遇来了抓不住，过后就没了。要是早十年、哪怕五年遇到这些机会，我肯定毫不犹豫离开。年轻时雄心勃勃，总向往外面的世界，急着要走，可十年磨下来，心态全变了，没了闯劲，反倒痴迷起技术来。说实话，厂里待我不薄，从车间主任到主任工程师、首席工程师，待遇一直很好，我也确实干到了那份上。
人生大抵如此，机遇可遇不可求。等它来的时候，我已经“接不住”了。或许这就是天意，让我专心搞技术——什么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那和保卫处长那些活儿，细想起来，咱无论背景、能力都不行，还真不适合我的性格。
这不，车间新来的计算机专业大学生，拼了命要去党群科。厂里好多人说他白学了专业，干那些务虚的活儿没意思。可他还真去成了。想想当年，我不也有过这股子劲儿吗？说不定再过几年，他就能当上党群科科长，甚至党委书记呢。这小伙会来事儿，文笔也好，前景肯定差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