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业务组长提到关于明年的工作重点在等公司规划，我意识到可能这位小伙伴对于公司内的决策形成机制有些误读，就做了下澄清并梳理成这篇小文。前不久读过《邓小平时代》，书里关于深圳特区的诞生，很好的体现了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决策的互动形成机制，就借来做个阐述。
说起深圳，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它的传奇诞生故事，“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邓小平时代》一书对深圳特区的诞生有比较全面的介绍，也很好的体现了决策的形成机制，我先从时间线简要梳理如下。
1977年 邓小平视察广东时，有人向他反映，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往香港。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1978年4月至5月 国家计委和外经贸干部访问香港，希望借力香港帮助内地发展经济。这些干部探讨了在临近香港边境的广东宝安县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可能性。没过几个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建立这个加工区，这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的雏形。
1979年初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并允许广东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办出口加工区。对这一重要建议，邓小平表示赞成和支持：“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启示：
大到国家，小到公司，决策往往是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互动形成的。国家层面来说，各级地方政府的报告，人大和政协委员的提案，智库的建议等，通过国家的决策机制形成政策，国家绝大部分政策都是这么出来的。
一个决策的缘起可能是一个问题，一个建议，或者一个不成熟的提案。对于提案人来说，其实不用担心最开始的提议是否完整和全面，讨论的时候，其他人自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估的，经过观点的碰撞就形成了决策。就像一个治安问题的反映，偶然促成了深圳特区的诞生（当然从宏观趋势来讲，没有这个问题的反映，也可能有其他问题会触发深圳特区必要性的讨论，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话题太大本文就不展开讨论了）。
在这个决策形成机制里，部门负责人可以发挥关键的驱动作用。试想当初如果没有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推动，可能深圳的故事就要改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