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风把山头的稻穗吹成一片金黄的浪，也把继母的电话吹进了我耳朵里：“收山就这么几天，不干怎么办”？她的话像一粒砂，硌在我心口——那里还卡着两样东西：一张朋友婚礼的请柬，烫金的囍字在手机壳下反光；一张老姨夫的复查单，字迹被汗渍晕开，像他化疗后凹陷的太阳穴。
老姨夫现在躺在老家炕上养病，术后瘦了很多。他从前总说：“人活一辈子，最后就剩个‘家’字。”可他的家现在堆满药盒，我的家却堆着无声的债。继母从没问过我冬天脚冻不冻，现在倒记得我是头牲口，该套犁时就套犁。可牲口也会疼啊，尤其当它发现连自己的草料都要自己挣时。
朋友婚礼的日期和老姨夫复查的日子撞在一起。我数了数钱包，那点钱要分成三份：份子钱、复查费、还有留给自己的最后一口喘气的钱。老姨夫从前总用皲裂的手拍着我的后背：“娃儿，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可如今，他连翻身都要人搀，我却连“活人”都快做不成了。
山头的稻子黄了，老姨夫的脸色却青着。这个十一，我大概只能割半日稻子，再偷半日去给陪他。至于他们满不满意——反正我的命，从来不是他们的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