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所大学，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八年时间，却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得主，一百七十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得不说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所学校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但是，它的出现却是一种屈辱，是被逼无奈之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侵北平，中日战争全面打响。为了躲避日军的破坏，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生紧急转移至长沙，并在那里组建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随着日军侵略者的逼近，又一路南迁，最终移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由于出行仓促，加上敌人的破坏，日寇敌机不断地轰炸，西南联大的师生一路历尽艰辛，跋山涉水，终于来到了云南昆明。西南联大在办学初期，虽然物资短缺，办公条件不足，教材资料也极度匮乏，但却云集了一批大师，比如梅贻琦、张伯苓、闻一多、张荫麟、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等等。他们博学多才，学贯中西，用自己精湛的学识、自由的灵魂和深邃的思想将中国的“文脉”传承了下来。
杨振宁、李政道、黄昆、邓稼先、汪曾祺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从这里冉冉升起。他们都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和文、哲、史及社会学科中的传奇人物。
汪曾祺回忆闻一多讲“楚辞”和“古代神话”时写道：“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闻一多教古代神话，“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
陈寅恪在讲课时，则常常座无虚席，很多联大的老师都会前来旁听。他授课时曾说过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这样的大师都会坐在下面听他讲课，在课堂上记笔记，“慕名而来，满载而归”。
时至今日，这些伟大的学者教授都已经作古，现在的学生再也无法亲身领略他们的讲课风采。唯有从各种文字资料记载中去想象当时的场景，来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交流。
大师虽然远去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值得我们永远去学习、汲取和继承。因此天地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从“文学课”“哲学课”“国史课”三个方面为读者展现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和大师风貌。从书中我们也能充分体会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特点。
其中《西南联大国史课》这本书整理收录了张荫麟、陈寅恪、吴晗、雷海宗等四位教授的的课堂讲义和著作，节选每位先生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按照年代进行了重新编排，将之呈现在读者面前。
张荫麟对先秦两汉历史研究颇深，他曾在清华求学7年，是清华文学院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他在入学的第二年就发表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对梁启超的考据进行质疑。梁启超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极为欣赏他的学识。
张荫麟除史学外，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均有深厚的造诣，他富有批判精神，又高瞻远瞩，不墨守成规，深得学界的赞赏。只可惜年仅37岁就因病逝世，令人扼腕。
陈寅恪先生自不必讲，他是国学大师，也是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并且与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并称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时研究尤深，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作品。
吴晗则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代表作品有《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等。在文革中因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受到批斗迫害，最后自杀身亡。
雷海宗先生则在中国通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著有《中国通史》、《中国通史选读》、《西洋通史》等作品。
《西南联大国史课》一书不仅让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掌握历史演变的前因后果及其规律，也让读者领略了大师们的学术风采，体会在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文明传承和文化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极大的增强了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