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任昉：清廉自守，爱民如子
天监二年（503 年），任昉出任义兴太守。他为官清廉，所得公田俸禄八百余石，只按五分之一的比例征收，其余全部免除，自己的妻儿老小只吃麦饭充饥。任昉的朋友彭城人到溉、到洽兄弟，常与他在山林水泽间交游。等到任昉任满登船离任时，船上只有绢七匹、米五石。到达京城后，他连一件像样的换洗衣物都没有，镇军将军沈约只得派人送去裙衫迎接。
后任昉转任宁朔将军、新安太守。他一生不经营产业，连自己的住宅都没有。当时有人讥笑他常向人借贷，可他借来的财物，转手就全部分给了亲戚朋友。任昉最终在任上去世，身边只剩下二十石桃花米，竟无钱置办丧事入殓。他临终留下遗言：不许将新安郡的任何一件公物带回京都，用杂木做棺材，穿着洗过的旧衣入殓。
他为官清廉、生活清贫，却爱民如子、施予大度。任义兴太守时，遇到年成歉收、百姓流离失所，他便用自己的俸米和豆子煮成粥，救活了三千多人。当时有人生了孩子不抚养，任昉严令这种行为的罪行等同于杀人；同时为孕妇供给生活费用，得到救济的有上千户人家。
任新安太守时，郡中八十岁以上的百姓，他都会派户曹属官前去问候冷暖起居。他曾想举办一次佛斋，需征调两石枫香，刚收了三斗，便下令永久停止这项征调，说：“取与予都由我自己决定，但我不想把这种事留给后人去做。” 郡中有蜜岭和杨梅，以前的太守都要派人采摘，任昉因为采摘过程危险、常有伤亡，便立即下令停止。官吏百姓都认为这是百余年未有之事。
他去世时，全郡百姓深感痛惜，自发在城南为他建立祠堂，每年按时节祭祀。任昉生前热爱读书，无书不窥，家虽贫却聚书上万卷；政事虽忙，仍撰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
二、周舍：身居权要，俭素如布衣
周舍年少时就非常聪颖，他的父亲临终告诫他：“你不愁不富贵，但要坚守道德。” 他长期在朝任职，参预机密，在梁武帝身边二十余年不离左右，位高权重、尊官厚禄，然而 “性俭素，衣服器用，居处床席，如布衣之贫者。每入官府，虽广厦华堂，闺阁重邃，舍居之则尘埃满积。以荻为鄣，坏亦不营”。
他不惯于高楼大厦、华堂锦屋，只求有一处容身之所，房里许多地方常年无人走动，以致积满尘埃。周舍去世后，梁武帝下诏褒扬他：“历掌机密，清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终亡之日，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
三、财富去向：俸禄微薄，散财济众
或许有人会问：他们俸禄应该不低，为何过得如此清贫？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其实，当时大多数官员的俸禄并不高，而所得俸禄往往又散给了需要接济的亲戚朋友。比如，王瞻出任南齐晋陵太守，史载“瞻洁己为政，妻子不免饥寒”；康绚任梁员外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在殿省当值，“每寒月见省官繿缕，辄遗以襦衣”，可见当时为官者确实普遍清贫。
梁武帝时的中书令徐勉，官职显赫，史载“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
四、徐勉：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今人们总想给子孙攒钱买房买车，为后人铺好每一条路，而古人的想法和做法却截然不同。有门人故旧向徐勉进言，劝他置办家业，徐勉却回答：“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
清白传家，这是对子孙后代最珍贵的馈赠。培养子孙的品德、才学与识度，令其自强自立，便不担忧其不能立身；反之，子孙无才无德，即便金玉满堂也终究守不住。
他在写给儿子徐崧的信中提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代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耳。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
他说自己家世代清廉，清贫是处世恒常本色，这是家风传承。自己今日的高官厚禄，并非全凭才学所得，更是受先人风范影响以及福气吉庆荫庇所致。古人教诲“以清白留给子孙，不是很丰厚吗？”“留给子孙黄金满筐，不如留下经书一部”，他正是遵循这些教诲行事。所以显贵三十年来，门人故旧劝他扩家产、聚财富的种种门路，他都一概拒绝。不仅是效法古人不与民争利，也是为了避免纷争。
他又说：“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 生命短暂，人们自然会追求享受，高门甲第无不是为了生前享受。适当的享受无可厚非，但过度追求享受则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 不仅是财富的浪费，更是精力的浪费。原本节约下来的财富与精力，可以用来做更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但有些人的追求仅止于此，将奢侈的物质享受视为人生的全部意义，以聚敛为志，以享受为乐，以奢侈为荣。生前无补于事、无益于世，死后不过浮尘草芥、身名俱灭。
五、江革：两袖清风，石压归船
梁代的江革，从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升任都官尚书。将要回京时，他不接受任何馈赠。按照旧例，离任时部下会照例为他订好船只，江革也一概推辞，只乘坐朝廷配给的一条小船。这条船船舱偏斜，无法安睡。有人建议渡江时搬移重物压舱以保持平衡，江革身无重物，便在西陵岸上搬了十多片石头压舱。
他就是如此清贫。武陵王萧纪出镇江州时，感叹道：“我得到了江革的文才，又得到了江革的清贫，怎么能有一天忘记他呢？应当与他同甘共饱。” 于是上表请求让江革随行。江革 “历官八府长史，四王行事，三为二千石，傍无姬侍，家徒壁立，时以此高之”。他清贫一生，死后只留下文集二十卷。
六、三不朽：中国士人的终极价值追求
南朝还有许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迹。当官竟能如此清贫，将俸禄全部赈济亲戚故旧与贫苦百姓，不占有、不聚敛财富，始终保持平民本色。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价值观究竟是怎样的？
可以从《梁书・冯道根传》找到一些线索：南齐末年，冯道根因母亲去世回到家中。他听说梁武帝萧衍起兵，便对亲近的人说：“金革夺礼，古人不避，扬名后世，岂非孝乎？时不可失，吾其行矣。” 意思是战事期间可以暂废丧礼，古人不避此事，通过功业扬名后世，难道不也是一种孝吗？时机不可错过，我这就去干一番事业。于是他率领家乡子弟中能够胜任作战的人，全部归附了萧衍，后来官至梁朝散骑常侍、左军将军。
可见那时做官，建功立业备受推崇，因为能使自己和家庭扬名、光耀门楣，甚至被视为一种孝道。而江淹在狱中上书时提到的君子之行：“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次则虏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这其实就是中国古代 “三不朽” 价值观的体现。
“三不朽” 说最早见于《左传》：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
穆叔未对。
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
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范宣子认为，自己家族从虞舜时代起，历经夏、商、周三代，一直世袭贵族，到晋国时成为范氏，主持中原诸侯盟会，这种世代显赫、香火不绝就是不朽。叔孙豹却明确指出，这只是“世禄”（世代享受俸禄），并非真正的不朽。他以鲁国先大夫臧文仲为例，说臧文仲虽然去世了，但他的言论却流传后世，这才是不朽。接着他提出了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 “三不朽” 标准：最高层次的不朽是立德，其次是立功，再次是立言。他强调，这三者 “虽久不废”，即使时间过去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才是真正的不朽。而那些仅仅保有姓氏、守护宗庙、世代祭祀不绝的情况，每个国家都有，只是俸禄丰厚而已，不能称为不朽。
后来，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三不朽” 作了最权威的解释：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即创立制度、树立典范，广泛施惠于民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即拯救危难、消除祸患，对当时社会有重大贡献；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即言论切中要害、道理充分，能够流传后世。“三不朽” 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之一，深刻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
明代张瀚在其所著《松窗梦语》中提到：
夫士人惟出处两途，出则荦荦，处则冥冥，求志达道，无二义也。古称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岂非出则树绩旗常，处则阐明圣学，而均之一禀于道德耶？士非此三者，无以托于世而列于士君子之林矣。兼之者，其命世之豪杰乎！道德不足，则功业、文章亦足表见。若夫希世取容，求为富贵利达而已，又何足比其数也。
他认为建功立业与著书立说、阐发学问都以道德为根本，从而将三者统一起来。士人如果没有这三者中的成就，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更无法列入君子之列。三者兼备，可谓名冠当世的大豪杰。如果德行有所不足，还有功业和文章足以让人显名。至于那些迎合世俗、求取宠幸，只为追求富贵显达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与前面这些人相提并论。
正如孔子所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人的道德情操与精神追求，永远高于物质生活。又如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真正的君子不会因任何境遇而改变自己的信仰与追求。
七、时代背景：儒佛融合的思想影响
南朝许多士人当官不营家产，不追求豪奢，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们为官坚守信仰原则，维护社会正义，施仁政、行教化，不求闻达，宠辱不惊，甚至急流勇退、知足而止。在世时著书立说，死后家徒四壁，唯有著作流传于世，真正践行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与精神信仰。
此外，当时佛教的兴盛也对士人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儒佛二教开始融合，士人信儒兼信佛者比比皆是。比如裴子野世习儒史，晚年却笃信佛教，持守教戒，终身饭麦食蔬；徐勉“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在诫子书中称 “且释氏之教，以财物谓之外命”；江革精信因果，乞受菩萨戒。
八、古今之辨：当代价值观的反思
时过境迁，当代人的追求显然与古人不同。瑞泽尔在《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中提到：“在美国，成功，尤其是经济成功，非常受重视”“新规范是：在个人生涯上应该尽快、尽早地获得成功”。这在当今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我们的需求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 人们价值观的这种变化，显然源于社会制度和时代的变迁。
在当代社会，经济上的不成功，会使人受到比古代社会更多的限制，生活的自由度相对更低。正如马克思所言：“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与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 因为这种物质生活已不是个体所能独自生产的，而是整个社会分工与大生产的产物。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意味着无法深度参与社会、个体社会关系受限，也就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不自由。
但一味追求经济成功，又往往使人丧失原则与信仰，不顾道德底线，异化为物，沦为金钱的奴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原文“卡斯贝斯” 为译名误差）指出，代表现代世界的精神态度是实证主义，它的特征是 “不想沉思意义，而是要求灵活的行动”“狂热地崇拜名人的成就、财富与能力”。现代世界如同一架机器，人被贬低到物的水平，失去了人性的实质，“他们无论怎样勤奋工作或过度工作，仍无法获得真正成功的感觉”。
雅斯贝尔斯对成功做了精辟的批判性论述：“关于何为真正的成功，即有疑问。世俗的成功十分显然，它或者是受到公众赞扬的程度，或者是所发表的言论有明显的效果和正确性，或者是特权地位的获得，或者是发财。追求世俗成功的人之所以要追求，是为了发展他的生活的种种条件。但是，成功要成为一种真正的成功，就应该是这样的：对发展了的生活条件的支配要成为服务真正的个体自我的手段，要有利于那通过所有使人真正成为人的事物才实现的生活发展。” 他认为，真正的成功应当服务于个体真实的自我实现，以及人类有尊严、符合人性的生活发展；应当由人来支配生活条件，而不是被生活条件所支配，丧失人性、异化为物。
九、结语：何为真正的成功
对于个体而言，我们既要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也要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是不是真正的个体自我的发展、真正的人的解放？为了所谓的发展，我们究竟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种代价值不值、有没有意义？
古人对此做出了很好的思考、抉择与回答。他们以崇高的道德信仰自律，将全部才智精力倾注于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我们当然不提倡像古人那样过近乎苛刻的清贫生活，但应当学习他们的精神追求：通过刻苦学习提升才学识见，通过施展才华服务国家社会，通过德行与著述影响他人。坚守信仰与操守，保持个性与本色，这才是真正成功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