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试着让自己不再回答“2016年你做了什么”这样的问题。这些貌似正能量的设问其实就在暗暗期许着你一定给不出一个同样正能量的答案。当他们逼迫你把12期杂志，N次旅行和十数万字的写作当作稀松的日常时，你就不得不表示忏悔，同时精神抖擞地试图为下一年再制定一个完美的计划。
但我们依然可以聊聊这一年。把那些数字交给财务和会计。可以用商业标准来衡量的一切本就不需要讨论，只需要通知。而那些无法简单衡量的遭遇和收获，才值得总结和分享。
这并不是个“好”年份。我不喜欢说再见，却花费了整年时间学习如何体面地告别；我喜欢打磨，却不得不在衰败的行业中不断地调整速度；我开始讨厌很多事情，却也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与他们相处；我可能已经知道微光的方向，但眼前的泥泞依然无法轻易趟过。
不顺遂的年份，人开始迅速地生长、思索、自我否定、世故、犹疑、转弯。看似薄薄的生活突然有了更多的千姿百态。人人都在粉墨登场，扮相的美丑都能到极致，演得也是异常生猛，对人对己，不留半点余地。
心境失衡，旅途也会颠簸。今年的出行愈发短促，经常在72小时里往返美欧。长途飞行的时间都因为最新配置的空中WIFI而更加忙碌。和已经无时差的小伙伴的对话愈加碎片，如果一来一回能表达清楚赶紧就绝对不浪费第二句。
任何循序渐进和突如其来的变化都会撩拨情绪，一大群人变得敏感而且焦虑。越来越惨的经济预测和盲目乐观的市场策略， 此起彼伏的恐袭，不靠谱的总统，不可控的病毒。
“天哪，我的小心脏！” 1位做旅行社的好朋友在微信上抱怨，“我们还能去哪儿？”
我没理她，她因为寨卡病毒在南美和亚洲的肆虐而游移不定的时候，我正在思考如何在法兰克福找到一趟航班把自己送回中国。布鲁塞尔机场的恐袭就在我的中转航班刚刚落地几分钟之后发生。上万人挤在机场，靠着一块面包和一瓶水，等待被一点一点转移和遣散。1小时后的布鲁塞尔地铁连环炸弹袭击阻断了进城的可能。机场周边的小镇因为突如其来的大量住客而无法再提供住房。法兰克福偌大的中转枢纽也无法在两天内解决转运的航班。当我终于坐上从柏林飞往北京的航班时，已经是恐袭过去4天后了。
整年都离危险和伤感这样近让人沮丧。卡车冲进的尼斯集市，我曾经在春天拜访过，还大肆买了一堆当地的水果；纽约街头前脚炸了4个垃圾桶，我后脚就在肯尼迪机场海关接受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询问；柏林圣诞市集遇袭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身在上海调整德国的时差。在洛杉矶的选举日，整个城市的失望让人紧张，好友直到第二天都愤愤不平，说整个过程“让人作呕”……
平和如老妈都开始感慨世风不古，开始提醒我少去人群聚集的地方。她开始纠结我太多独自出差，无法照应。我得开始为她标注明确的飞行时间，尽可能频繁地在她可以看到的社交端更新状态。来自家人的牵挂开始变得更加沉重，并且无所适从。
安慰虽然稀少，大多来自路上。来自那些行业之外的，随意遇见的人。他们并非都是对行业一言九鼎，或者息息相关的人，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城市，抱着一点希望努力生活。生活各有苦恼，即使身在繁华都市，周遭也未必完美如天堂，有时甚至离危险只有几步之遥。但每个微小的，甚至看似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人，反而蕴生着一点点执着，和浑然天成的希望。
这是旅途之上，遇见的最原生的温暖。每个抱怨着世界在下沉，却无法看到自己在随波逐流的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焦虑感到羞愧、自省。
圣诞节前的维也纳冷得要死。蕾安放弃了行人熙攘的街角，躲进了附近一栋老建筑的室内长廊里。几座咖啡馆可以提供一点瓦斯的温暖。蕾安摆放竖琴的地方，是长廊入口的一个六角形小厅。行人只要经过，都不会错过她的演奏。
可天实在是太冷了。即使戴着自己织的毛线手套，蕾安还得时不时地把手凑到嘴边，靠不断呵气的热量来温暖一下指尖。“还能弹奏，只是不那么灵活。” 也许是我坐在她旁边听了太久，她每次听下来呵气的时候都冲我略微羞涩地笑笑。
也许只有在维也纳，连竖琴都会出现在街头，成了一种有点奇怪的，街头表演的主角。蕾安曾经是乐团的竖琴手，但整个经济的动荡连累乐团不得不解散。蕾安递交过无数的简历，但乐团里的竖琴手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她与离婚的丈夫没有联系，孩子远在南美，与她关系淡漠。整整两年的时间，蕾安坐在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公寓里，每天算计着账单。维也纳的生活正在变得昂贵，她不得不身兼几个家庭的音乐教师，晚上还得一个人拖着竖琴到街头表演。
“出来透透气也好。游客会比较慷慨，当地人扔进罐子的钱大概能够我解决一个星期的咖啡和面包。” 蕾安不喜欢自己家庭教师的工作，在她看来，几个有钱人家让孩子学竖琴不过是附庸风雅而从未报以敬畏之心。“至少街头的陌生人在被我的琴声吸引的那一刻都还是认真的，专注的，他们买下我专辑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能感到快乐！”
蕾安正在准备新年过后的一个面试，她有机会竞争一个新组建乐团竖琴手的位置。她想念舞台，不过从不介意或者在将来也不准备否认自己在街头演奏讨生活的经历。“我只是爱竖琴，并且以此为生而已。”
为了跟多米尼克聊上几分钟，我耐着性子听他弹了一个多小时，从《小夜曲》一直到《水边的阿狄丽娜》。圣诞集市上出现一架钢琴就已经有点匪夷所思，多米尼克还偏偏选在大教堂门口，钢琴底座架满了灯，老让人想起德国盛行的那些迷幻电子乐的演出。
”收入还不错。每天能卖掉二十几张专辑，还有罐子里的零钱。”不过显然多米尼克不靠这为生。当晚他音乐学院的朋友来看他，他给他们所有的人买了热红酒，十几个人拼命地捧杯，一饮而尽。
这更像一场行为艺术。多米尼克讨厌任何的标签：穿着礼服正襟危坐在音乐厅里才是高雅；古典音乐才算经典，对着大师趋之若鹜对着身边的音乐冷眼旁观：“What the F**k！咱们什么时候都得这么势利才能享受音乐了？”
所以多米尼克在整个12月，每晚都在圣诞市集演奏。方圆200公里以内的游客们，你们挤在纽伦堡圣诞市集啃香肠，买各种装饰品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听听音乐。多米尼克什么都弹。刚刚还为一位美国姑娘弹了一首柔情版的《Diamond》。“弹得太甜，太浅？NO，NO。开心就好。如果喜欢古典音乐，他们会买我的古典专辑；如果喜欢流行小品，他们会买我的流行小品。”
“我一直挺矛盾的。想要更多的游客，但又怕我的马累着。”
赛利承认自己每天都在这种矛盾的心情里度过，而且不怎么好受。她从上一辈手里继承了这家马场。与其他的马场不同的是，他们只养冰岛马。
这些漂亮的家伙们比产自芬兰南部的芬兰马更加昂贵而且娇贵。食量奇大，挑食。但赛利还是几次否决了家里关于换养芬兰马的建议。“你会说换掉自己的家人么？别人都说我是神经病，但我觉得他们才是。”
赛利开发了一些盈利水平更高的项目，比如冬季骑马前往森林深处观赏极光、森林漫步采莓果，还有为专业的生态考察团队提供脚力服务。她不得不精打细算每天的开支，算计着可以为哪匹马再多加两次上等燕麦的餐。
更多的马场已经放弃了冰岛马的驯养，大约只有她还在拼命坚持。下滑的经济让所有人都难受，但她有点瞧不起知难而退的人。“最难的时候，你都会想着怎么为家人多做一些。我只不过是做了我想做的而已。遗憾的是，太多的人连能做到的最基本的东西都放弃了。”
“我不想隔着她跟你聊天。她会更容易嘲笑我，而你不太会。”他拒绝了我的毛里求斯翻译，坚持自己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和我聊天。
我理解费里安的敏感心思。他的工位在整个船模车间的最里面，负责在前一个人搭好的框架上一条一条地贴上光滑的木片。这道工序基本决定着这个船模的价格，他们从几千一直能够飙升到十几万。
费里安说自己没多大选择。“我唯一能选的，就是做一份独立操作的，可以不用听他人聒噪的工种。” 费里安本来以为是自己的身高为自己带来了这一辈子的绝望，但后来他发现，这种绝望其实来自于身边人不明就里的议论。“他们什么都不懂，却在替我瞎操心，并且以此为乐。”
大约在30岁之前，费里安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位置，可以不用理会别人。躲在船模工厂算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毛里求斯的船模名声在外，订单来自世界各地。老板们巴不得你们没有功夫聊天，拼命干活就行。
“没人能拒绝上帝给你的东西，所以尽力地去享受它。” 费里安喜欢《权力的游戏》里的小恶魔，但绝不想要那种生活。“我能理解他为了这一切，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攒了一笔钱，费里安想去更远的地方转转。他觉得自己的心理足够强大了，不仅可以对身边的这些聒噪视而不见，还可以无视其他地方那些不着调的歧视和嘲笑。“我不想给别人难堪，他们唯一能打倒我的方式就是拆了我。”
Cherztin偷偷对我说：我如果承认我因为Österlenkryddor农庄的经营哭过好几回是不是很丢人？
典型的瑞典姑娘，不善言谈，直来直去，经常推介着产品就忘了词儿，经常挠着脑门闹一个大红脸。
瑞典是香草大国，却始终不肯为香草的疗效打开药监和食监的法律许可。姑娘和他的朋友们凑钱开了这家远近闻名的香草农场，却迟迟拿不到研发产品的许可证。
冷嘲热讽都没停过。没“前途”和没“钱途”是两个焦点。
“原来我还挺在意的，结果发现越在意越糟。”Cherztin最后谢绝那些嚼着舌根整天惦念着他们的香料农场时候时候倒闭的邻居们不断到访。
“也许说明我还做得不错，谁会去嚼比自己差的人的舌根呢？” Cherztin成了附近十里八乡最倔强，最用功，也最“不通人情”的姑娘。
“我讨厌那种过于精明的市侩气。它不仅会让生意游移不定，还会让我变成那些我瞧不起的人。”
Österlenkryddor农庄已经开始拿到了国外的香草订单，Cherztin还是拒绝和那些只会说风凉话的邻居们来往。
“我想念伦敦啊，但是我确定不会搬回去住了。”
Jon是惠特比修道院精品店的店长。3年前她辞去了时尚行业的工作，从伦敦搬到了惠特比，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疯了。从大学毕业之后，她在时尚行业的每个工作都顺风顺水，离开之前几乎身居高位，是那种每一步都让人觉得Blingbling的那种人。
“但我觉得要窒息了。” 有一段时间，Jon觉得自己更像是个机器人，为了那些数字拼了时间，拼了身体，拼了生活。“有一点我回到我的公寓，发现我其实一点都不了解它。让我收拾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
最后Jon几乎逃一样地离开了伦敦，搬到了惠特比。“有些时候你得强迫自己慢下来。慢之下的头几个月简直沮丧极了。我发现除了工作，我没什么可以把自己的时间填满的。”
她工作的精品店里，有将近30个版本的《德古拉伯爵》，电影《惊情四百年》里用来盛满鲜血的银质酒杯，以及一些身为服装设计师的吸血鬼粉丝制作的精美服饰。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Jon很乐意跟到访的客人聊聊各种各样的吸血鬼故事。这些故事满足了那些匆匆而来的游客的好奇心，也拯救了Jon自己。她开始像大学时候一样，重新拾起那些英国文学的作品，开始为媒体撰写书评，发表了关于德古拉伯爵的最新研究论文。
“永远不要用单一的标准来评论值不值，也不用急着去论断对还是不对。”
旅途漫漫，我们总会不期而遇，我们也总会久别重逢。
月亮先生《偏偏是旅人》，十年旅行汇集于此。我们一起寻找，世界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