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灵堂门口送客的时候，天好得近乎残忍。
花圈从堂屋一路摆到院坝边上，来吊唁的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面孔，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鞠三个躬，然后退到院子里，不说话，只是抽烟。旱烟叶子是自己种的，卷起来抽，呛人，却有一种贴着大地的朴素味道。
他听见他们在低声报数。
"老李头也走了。"
"嗯，上个月走的。"
"张师傅呢？"
"去年。"
每报一个名字，空气就沉一分。他忽然意识到，这些老人不是在报丧，是在报账——一笔一笔地，清点着这个世界上正在消失的东西。
他父亲走的那天，天气就是这样。好到不近人情。
一
父亲的樟木箱子里压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
涤卡的料子，肩膀上磨出两个圆圆的光斑，像月亮。袖口处打了补丁，深蓝色的布，针脚密密麻麻，是母亲的手艺。父亲每年正月初一穿一次，去给爷爷上坟，回来就脱下来，叠得方方正正，压回箱子底层。
他十六岁那年偷穿过一次。太大了，袖子长出一截，裤腿拖在地上。父亲看见，没骂，只说了一句："别弄脏了。"
那时候他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后来才明白，父亲怕的不是脏，是磨损。洗一次，衣服就薄一层；穿一次，领口就松一分。那个老人在用他全部的方式跟时间谈判——用最小的消耗，换最长的陪伴。那件中山装，父亲穿了整整二十四年。
母亲的补丁是另一种语言。她不用缝纫机，就着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一针一线地走。补丁的颜色从来不跟原布料完全一样——她说，补丁就该像补丁，遮住了就行，不用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他膝盖上的破洞，她补一朵向日葵；袖口磨破的毛边，她绣一圈回字纹。
后来他进城读书，同学笑他袜子上的补丁。那天晚上给家里打电话，他说："妈，以后别给我补袜子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母亲说了一个字："好。"就一个字，但他听见了她的呼吸，比平时重了一些。
那是从她手里夺走的第一门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