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岳阳旅游时，在岳阳楼购得一《岳阳楼记》拓片，那黑底白字，精美书法，加上范仲淹的雄文，让我久久注目，从此爱上拓片。

后来看到襄阳米公祠的石刻长廊，那精美书法的大雅集，又久久驻足，想拓片回家，几经联系，却被告知拒绝。理解吧，保护与推广，保护是第一位的。

“建安七子”之王粲，有过目不忘奇才，凡见过的碑文，都能倒背如流，实在令人敬佩。

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中的一个「一」便是指他收藏并引以为傲的「一千张拓片」。

赵明诚、李清照也深陷这股热潮，他们「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匜、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是正讹谬，去取褒贬」，编为《金石录》；夫妇二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及「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的书斋之乐，一直被后世传为佳话。

金石学大盛则是在清代，从乾嘉到同光年间，黄易、阮元、吴大澂等前赴后继。履荒榛，探窈壑，登危峰，伐颓垣，访碑拓碑，并出版一系列理论著作，共同迎来了传拓技艺及拓片收藏的鼎盛期。此风潮至民国时期尚有余波，胡适、郭沫若、齐白石、鲁迅先生等均热衷收藏拓片。

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身份的辨识和认同。一座座石碑和雕像，连缀起来的是中国的文献史、文字史、建筑史、宗教史，甚至还有书法、音乐、舞蹈等的历史。一张张拓片，既精且美，阐幽发微，它们携带着文明的基因和密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浓缩着抽象的文物价值，留下了深远的想象空间，永远值得我们驻足凝神，体味其中。

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常将重要的典章制度、法律、文献镂之金石，宜子孙永保。战国以后，「金」——青铜器渐渐式微，石刻方兴未艾，因石料易得，石质牢不可摧，能显出神圣庄严之气象。研究这些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高雅，博学的人，受到人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