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效果模式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人们对于传播效果领域的认识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客观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第一阶段时，“魔弹论”被奉为“万能理论”。研究者普遍认为传播媒介是万能的，具有强大的威力，而群众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将媒介奉为圭臬。1938年10月，“火星人入侵”广播剧更是在数个地方引起了巨大恐慌和混乱。魔弹理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这一时期主流的传播效果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对传播效果的检验阶段，这一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质疑、反驳，认为媒介传播媒介难以改变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对受众的影响效果有限。霍夫兰电影实验中对美国士兵的说服印证了这一观点，电影传播可以短时间内让受众了解事实性材料，但并不能对受众态度改变有明显作用，劝服效果是有限的。
此后第三个阶段，传播学者开始客观看待传播效果，认为传播效果影响力巨大但并非万能，其中显著的特点就是研究的领域开始转向受众为中心。笛卡图调查将关注点放在社会关系及其作用上，研究两级传播的影响。在这一传播模式下，受众被视作一种权利主体，是对信息传播具有多样化的需求的“分众”。受众不是同质而孤立存在的个体的集合，而是具备社会多样性的人群。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背景、传播技术、方法体系等诸多条件的不断完善，人们对传播效果模式的态度也在不断转变。媒介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理念不复存在，传播者逐渐开始以“受众本位”的理念经营媒介，充分挖掘社会热点，开发注意力资源。
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创新扩大研究视野
尽管书中的许多调查研究在今天看来存在一定缺陷，但这些研究在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丰富测量方法、统计模型等，使用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继而使得后来的研究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创新开拓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
佩恩基金研究基于20世纪20年代科学实证的社会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如访谈法、个人自传法等，同时实验法、内容分析法等定量研究方法也开始出现。这项研究成为传播学史的第一座里程碑，其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使用更具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打下基础。拉扎斯菲尔德的科学调查方法采用固定样本设计，展示了创造性的调查设计如何应用于纵向研究，尤其是克服了纵向研究的困难。
此后，霍夫兰开展心理学实验进行问卷调查，带控制组的实验设计首次在传播学研究中得到有效运用，成为后来研究者的典范。里维尔项目对8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传单传播效果调查，在调查中使用了精确的数学模式及推导，在精确性和理论建构的准确性上具有示范效应。
研究方法的迭代更新，犹如一块块基石筑起了传播学的大厦。在这个铺垫的过程中离不开“奠基人”研究者的耕耘和努力，从研究设计、实施到验证的整个过程都少不了繁琐的实验程序和严谨的专业态度。这些研究方法不仅对传播媒介研究有所贡献也对整个社会科学具有突出贡献，为后来的研究者开拓和畅通学术研究之路，对后世有着意义非凡的指导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