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洲芳文】
我们走近大凉山，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走出大凉山。
我很喜欢纪录片，甚至暗自期待过有一天能够有机会参与一部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在各类纪录片里，我又尤为喜欢文化纪实的题材。我在一个周末的晚上看了竹内亮导演的最新纪录片——《走近大凉山》，透过一个外国导演的镜头，我对那个隐匿在高山上的少数民族有了更深的了解。
四川大凉山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村民们从成都搭绿皮火车，也需要近9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大凉山的家。
缓慢行驶的绿皮火车上，竹内亮热情地和邻座的彝族小伙儿闲聊。当他说道，“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小伙儿憨憨一笑，“是吗，日本人太坏了。”我当时心里一揪，不知道竹内亮要如何应对。没想到他也非常自然地笑道，“不能这样说，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和不好的人，是不是？”小伙也咧嘴一笑，“我们那里没有外国人，你是第一个。”
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感动。试想若我处在导演的立场，因为自己的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在异国他乡不得不承受来自陌生人的偏见或异样的眼光，心里该有多难过。历史固然不可忘却，但人与人之间这样充满善意的交流不是更让人觉得弥足珍贵吗。
摄制组的第一站是悬崖村。悬崖村坐落于海拔1600米的悬崖之顶，名副其实是一座建在悬崖之上的村庄。在2016年以前，这里的村民每天需要徒手攀爬藤梯，翻越高山，进出村落。后来，在政府出资修建下，老旧的藤梯换成了长达3公里的钢梯。由于地势险峻，钢梯多处近乎与地面呈直角，这条出山之路依旧充满艰辛。
片中真实地呈现了摄制组进山的艰难，有恐高症的竹内亮导演不得不中途放弃了拜访村庄，改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其中有两个片段让我十分感慨。一段是摄制组偶遇银行的工作人员扛着笨重的打印机登山。为了方便崖顶的村民办理银行业务，一个特殊的“移动银行”年复一年地往返于陡峭的山崖之边。
另一个片段是摄制组在半山腰遇到一位卖水的老奶奶。奶奶已经年近古稀，每天还要背着木柴进出山道。当摄制组询问她是否可以手机支付时，她怯生生地从袋子里掏出了一张两面印有二维码的卡片。即便在那样地势险峻的贫苦村落，电子支付依然走进了千家万户，实在叫人欣喜不已。
据当地村民说，他们中已经有一部分人从悬崖村搬到了山下的昭觉县。政府出资在昭觉县建造了一批民用住房，供迁居下山的村民居住，洗衣机、热水器等生活物资也由政府统一发放。一位外国导演用他的镜头真实地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脱贫工作，或许比国内的新闻宣导更让人觉得有力。
除了打造住宅区，片中介绍了另一项特殊的脱贫活动——皇马足球项目。在昭觉县的万达小学，摄制组见到了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足球教练哈维。中国的地方教育部门和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在昭觉县合作推进了这样一个足球项目，来自大山中的彝族孩子如果在受训中表现优异，就能有机会去西班牙学习足球。很难想象，在这样贫苦的地区，孩子们也能享有一个优质的足球场和一位来自海外的教练员。借由足球，一个有关未来的梦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脱贫的根本在教育，而山里最缺的就是老师。纪录片中的采洛村双河小学还算情况不错的，每年会有2-3名青年教师前来支教，当地政府也为这所学校盖了一座新的教学楼。但这样贫苦的地方，实在很难留住人才。尽管如此，村民们依旧用他们的热忱与淳朴表达着对支教老师的感激之情。
城里的孩子深陷教育资源竞争内卷的狂潮，山里的孩子连识字都是一种奢望。摄制组的徐亮几年前就曾是这座小学的支教老师，加入竹内亮导演的团队以来，他几次三番提出希望到大凉山进行拍摄。如今故地重游，当着孩子们的面，他忍不住流下了动情的泪水。
我知道，在中国这样的村落还有很多。每每看到纪录片里讲述这些地区的故事，我都有一种前往山区支教的冲动。我多想把我看过的世界也教给山里的孩子，告诉他们大山之外的星辰大海。他们的思维受困于贫穷，只有知识才能赋予他们力量，让他们拥有和城里孩子一样的视野。
可是我又深知教育的重大意义，并不是我一时冲动可以担负起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如此感性而脆弱的人，我甚至不确定我的内心是否强大到可以微笑着直视那么多孩子天真的目光而不落泪。
纪录片的最后，一群孩子在一块儿唱起了五月天的歌。竹内亮导演说，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因为只有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才有可能真正帮助到他们。
我的一位恩师曾反复告诉我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多希望有一天，我也能为他们的人生尽些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