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旧事 (壹)
有许多东西，随着时间流逝，就再也寻不回不来。
直到上大学离开老家，我的少年时光都在晋南农村度过。这里气候干旱，缺水少雨，吃水靠挖井，一个辘轳装在井口，用水的时候把桶摇下去，小时候以为很深，其实就十多米。家里打水井要请人帮忙，早前没有机器，挖井就靠人力，在井口两尺大的圆圈里，小锄头一下一下挖下去，几天就挖成了。记得我家挖井时，大人干活，交代我在井口用手电筒往下照亮，不成一失手，电筒掉下去，砸到哪位叔伯的头。后来，水井打的越来越深，据说是因为水位不断下降。到后来干脆都不打井了，每家每户在院子里挖个大坑，水泥封了四周和底，每数月有车来送水，灌入池中，一次够用一两个月。虽然细心保护，毕竟是一潭死水，一家人做饭洗衣全赖于此，卫生条件可想而知。然而，对于长居于此的人们，这是无奈的现状。习惯了缺水，生活习惯于是不同。每日洗澡是绝不能的，夏天还好，盛一盆水在院里，洗洗擦擦。到了冬日，只有到专门的澡堂方可，不方便且需花钱，一年数次而已。经历如此养成了惜水的观念，但凡看见水被肆意地浪费，便十分心痛。读书以后长居广州，此地每年上旬常常多日瓢泼大雨，甚至成了水患，不由得想，这些雨水要是落到家乡，该多好。
我们那个乡村很小，约居五六百人，原有个小学，麻雀虽小五年级俱全，虽然每个年级就十来个小孩，倒是各项功能俱全，那个年纪读书时稀里糊涂的，说不上贪玩厌学，也绝不是热衷。学校极其简陋，几间瓦房里横竖破旧的桌椅，两三个老师，那时候的书本也简单，没有五颜六色的铜板纸张，也没有各种门类的练习题册，敲钟上课，再敲钟就玩。记得挂在梧桐树下的破钟虽只有半边，敲起来却很清脆响亮，大半个村子都听得见，四五年级的学生被轮流安排去敲钟，那时只有老师办公室有个闹钟，估摸快到时间了，撒腿跑去先看看闹钟，再跑去树下扯着绳子摇几下。
我上小学是八十年代，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年轻的邮递员常来送信，通常都送到学校。不知怎地，邮递员很会唱歌的消息，被我们这些小孩获得了，一班小学生会在路上追着他的自行车，出了村子还在拉着车后座不放手，直到他无奈地停下来，给我们唱几支，比如“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么小山村，有我亲爱的妈妈。。。”，那时的小听众呆呆地听着，十分神往。他微笑着对着一群脏兮兮的山里娃唱歌的情形，至今仍在脑海浮现。
村里有个“傻子”，大家都说他傻，腿脚有毛病，走路姿势有些歪斜，大人们都不理睬他，背地里叫他“傻子”，连调皮的孩子都常常想了法子捉弄他，拣几个石子砸他，他也佯装生气，看到我们都吓到四散奔跑，他却憨憨地笑。有时候还叫他学公鸡叫，他也不恼，捏了鼻子，真的学着公鸡咯咯咯地打鸣。除了逗我们这些孩子开心，他也常帮别人干活，我家的旧屋要翻新，我妈说他也帮忙出了不少力气。现在回想一下，其实他是个好人，他叫德生。
春天，老榆树上结满了榆钱，槐树上挂满了槐花，花香四溢。我们这些小孩子就爬上去摘，骑在树杈上，一把把捋下来吃个饱，再折些下来带回给家里，和进面里蒸了吃，很香。傍晚放学后，常去田里捉一种叫“金牛”的飞虫，圆圆的像七星瓢虫，喜欢趴在杨树苗上，初春的树苗刚开始吐绿发芽，这种虫子喜欢飞上去，或许是要啃咬吧，我们就捉了放在塑料罐里，带回去喂鸡。夕阳西下，村口升起袅袅炊烟，金牛捉不了几只，远不足公鸡果腹，或许只是大人聊以打发孩子的一种方式吧。夏日里的晚上，去捉另一种东西叫“蝉猴”，其实就是蝉的幼虫，那时候村口还有许多参天的大杨树，夜凉十分，它们就从树下爬出，身上还带着点泥土，沿着树干向上爬，手电筒看见了，赶紧捉了。有时候去晚了，会看见它正在蜕壳，带着嫩绿的翅膀从蝉壳里面往外挣扎，算它运气好，我只好带着蝉蜕回去。许多年过去了，田里的这些昆虫们都消失了踪迹，听家人说，现在连田鼠都没有了。北方麦田里的田鼠不是南方的田鼠，身体黄色的，像小松鼠，常在麦田里挖洞，啃食麦苗。冬去春来的时候，在绿油油的麦田里，总能看见黄色的小家伙站立着，从麦田里探出头来四处瞭望，在中午时分的麦田里，唧唧的叫声此起彼伏，你要是跑去，它就不见了。跑的了田鼠跑不了洞，带了水桶，往洞里灌水，来个水淹七军，不擅水性的小家伙从洞里冒个脑袋出来，要很快下手捏住脖子，要么就地处决，要么用绳子捆了，敲掉牙齿，把玩一番再回头问斩。
东方露出鱼肚白，一片片田野，玉米，棉花，绿豆，一片片绿油油黄灿灿，争着迎接着朝阳的洗礼。下田的农民起得早，清晨的北方乡村透着湿湿的凉意，晶莹的露珠在树叶草尖滚动，老黄牛哼哧喘着白色的雾气，甩着尾巴啪嗒啪嗒往前走，谁家的麦田刚被犁翻过，泥土的清香四散弥漫，没睡醒的小孩子耷着脚坐在牛车上，轻轻扫过簇簇狗尾草，打湿了母亲做的新布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