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之后，我成了一名陶艺师，但我更愿以“炼器师”自称。于我而言，陶艺从来不止是揉捏泥土的手艺，更是一场御泥与控火的修行。1100℃，松散的泥土褪去凡胎，蜕变为致密的瓷；1200℃，釉料在高温中苏醒，流淌出千变万化的肌理。为何是“控火”而非“控温”？传统陶瓷工艺里，温度只是冰冷的数字，火候才是藏在烈焰背后的灵魂——它关乎窑内的气氛，关乎升温的节奏，关乎泥土与火焰相遇时的那份微妙机缘。这远非今日的数控智能可比，设定程序、调整曲线、一键启停，看似精准高效，却少了手作时那份与泥土、与火焰对话的温度。一块泥，要经千百次摔打、揉拍，才能剔除气泡，变得温润柔韧；再经塑形、修坯、上釉，方能初具形态；最后入窑受火，在烈焰中历经淬炼，才得成一件器皿。
人生亦如炼器。人来到这世间，何尝不是一块未经雕琢的泥坯？要走过亲情的暖、友情的绊、爱情的甜，要闯过学业的关、事业的坎、生活的难，从懵懂青涩走向丰盈成熟。其间的贫苦、坎坷、挫折，都是煅烧我们的烈焰，唯有经此打磨，才能褪去杂质，淬炼成真正的自己。
我与陶艺的缘分，始于大学时的一次好奇。那时总在街巷、公园或景区里，看见有人守着一台拉坯机，任泥土在指尖旋转，变幻出花瓶、杯子、小碗的模样。那份自如与灵动，让我心生羡慕。后来班级组织去陶艺工坊体验，我终于有机会亲手触摸陶土。冰凉的泥土在掌心慢慢升温，随着拉坯机的转动，在我笨拙的指尖渐渐有了形状——先是歪歪扭扭的花瓶，再是厚薄不均的杯子，最后是一只丑得可爱的小碗。即便成品粗糙，我却捧着它满心欢喜。可惜那时囊中羞涩，舍不得支付烧制的费用，只能将泥坯带回家。它在我的书桌上静静待了两年，终在一次搬家的磕碰中碎裂成几片，那时我以为，这份对陶瓷的喜欢，不过是年少时一场短暂的悸动。
大三那年，系里开了陶艺课，来自挪威的外教老师用生动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陶瓷世界的另一扇窗。无奈学校的设备早已年久失修，拉坯机漏电，指尖触上去便传来一阵蚁噬般的麻意；窑炉更是形同虚设，做好的泥坯只能被重新揉碎，回归一捧泥土。那份刚刚燃起的兴趣，也随之慢慢淡去。
真正让我与陶艺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大四那年的走投无路。因生活拮据，我应聘了一位艺术家的助理，背起行囊远赴瓷都景德镇。在老师的工作室里，我才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触摸到陶瓷工艺的全貌。揉泥、拉坯、修坯、上釉、装窑、烧窑……每一道工序都藏着门道。而真正让我爱上陶瓷的，是“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八个字——泥土入窑，在烈焰中完成从泥到瓷的质变，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是从一种物质到另一种物质的飞跃。我看着那些烧好的瓷器，忽然懂得，这多像人的一生，唯有历经风雨，才能完成自我的重塑。
该如何形容瓷的美？《天工开物》里说“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一语道尽精髓。它似玉非玉，却比玉多了一份人间烟火气。我尤爱汝瓷，爱它那抹“雨过天青云破处”的天青色，那是宋徽宗梦中的颜色，是宋人审美的极致。我爱瓷的质地，薄胎厚釉，温润如玉，触之如抚春水。爱瓷，不只是爱它最终呈现的美，更爱亲手制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走进了千年的陶瓷史，走进了宋代的美学世界，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瓷人”于我，从来不止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造物与传承的身份。我很庆幸，能成为这样的“瓷人”，在泥与火的世界里，追随着传统之美。
制瓷的过程，是浪漫的，是安静的，也是治愈的。当泥土在指尖渐渐有了轮廓，心中会升起一种难言的喜悦；当泥坯在窑火中历经数小时的煅烧，开窑的那一刻，看到釉色流转、器型完好，那份喜悦便会放大成深深的感动。
或许命运自有安排。陶艺于我，从来都不是雪中送炭的谋生手段——我曾试图以此糊口，却一度陷入清贫与艰难。但泥与火教会我的，从来不止是生存的技能，更是如何面对时间的耐心，如何接受煅烧的勇气，如何在不确定中安静成长。就像每一件瓷器，在成型之前，都要经过漫长的等待，都要熬过窑火里那段充满未知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