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华夏，结束战国时的分裂局面，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与历史的偶然性，然则，究其根本，其变法图强，法制治国的做法是其由弱变强，直至大出天下的根本。依法治国对于今天之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秦国从秦献公开始，在历史上能够罕见的出现历代君主都能够胸怀大志，历代丞相都能励精图治，历代上将军也都能成为天下名将，直至始皇统一中国，不可不谓之奇迹，然最后还是抵不过奸臣乱国，这其中庙堂与族性传统的劣根和“尚乱”本性是大厦倾倒的根本。
秦赵同源，赵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国唯一和秦国抗衡的国家，也是因为其和秦国有着同样的尚武之风，但是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私斗成风，大将不听令而为庙堂接受且不足为奇，尤其是赵国大将廉颇率兵攻伐同为赵国大将的乐乘后，逃离至魏国，赵国在秦军的压力下，最后又将廉颇召回并重掌军权，朝中大臣却能够欣然接受，这样反复无常却又习以为常的庙堂之风，最终导致秦赵虽同源却不同命。秦统一六国而不过两代，最终被汉取而代之也是因为“族性”的显现，之所以孝公之后能够强大，最主要还是横空出世的《商君法》，卫鞅施展其经天纬地之大才，通过变法，用法律把秦国庙堂之上和普通庶民的族性劣根压制并扭转，最终走上与赵国不同的道路，虽然其中经过了几次阵痛，卫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从此以后秦国却有了不受君主才能大小而能保持社会长治久安之根基和大出天下的社会基础。
归根结底，法制是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传承永久的根本。法制不乱、不断，是一个国家或政权面对任何挑战的基础。卫鞅的《商君法》在颁布之初，针对的是民风刁蛮，国家庙堂公信力不高时的孝公执政初期，随着秦国日益强大，老秦人能够逐渐适应法制社会的节奏，并感受到变法之后生活日益向好的实况，社会风气逐渐趋于文明守法。直至到秦始皇执政之初，社会民风已经有了极大改善，此时的《商君法》已经不再完全适应秦国国情，刑法过于严苛，以人头计数军功奖赏大小的方法也不再适应新的国情，秦始皇如果能够听从开府丞相吕不韦的建议，把《商君法》与时俱进地进行修改，不断完善，将酷刑等不符合强大秦国国情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最秦国统一六国后与不至于后应该也不至于传承不过三代。最可惜的还是白起、蒙恬、蒙毅等这些历史名将，白起大义为秦襄王分忧却得历史骂名身首异处，蒙恬蒙毅没有死在抗击匈奴的沙场却死在赵高的乱政之下，从小高子到奸臣赵高，也是秦国命运使然，嬴政如果在灭掉赵国之后听了李斯的建议不乱法，不留情，依法杀了赵高，或许秦国的传承还能走的远一些。
历史毕竟是历史，一代一代，更迭不停，惋惜之余隐隐感到一种车轮滚滚、新旧更替的暴力美感。然则国家、政权要想传承久远，必须有完备的、符合国情的法律来约束庙堂与普通公众，依法治国必须有法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