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对于要描述的这位老人，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为从我家搬到这个院儿以前，他的姓名早就被邻居们忽略不用而不分老少统统称他为“小屋大爷”，以至于久而久之他的姓名慢慢被人淡忘了。

小屋大爷居住的被当作他称谓之前定语的那间小屋，是院子里东南角的一间小耳房，是名符其实的小屋。大概也就六、七平米的样子，被压在一颗枣树的树冠下，在一派东西南北正宗的四合院内显得特别逼仄、压抑。因为房门低于身高，大爷进进出出总得低头猫腰。整个小屋没有一扇可以透亮的玻璃，唯一的所谓窗户是在墙上打个洞，冬天用纸糊上，夏天用细竹竿把窗纸卷起半截，透透气。即便卷起窗纸，屋内的昏暗也很难使外人透过这个小洞口窥见屋子里的概况，只觉得屋里一切都是黑的，包括墙。小屋大爷终年起居在这个时常会令我想起渣滓洞之类地方的小屋。那时正上小学的我对院子旮旯那个神秘的小屋一直有一种想一探究竟的强烈好奇。

小屋大爷那时候大约有五六十岁的年纪，身量不矮，但常年的辛劳，背有些驼，不知为什么，小屋大爷一辈子未曾婚娶，也没见有任何亲戚往来，出来进去就孤零零一个人。小屋大爷跟邻居们保持着谨慎的距离，碰了面简单的招呼之后从不多话，因此更添了几分神秘。邻居们经常背后嘀咕他的身世，为什么不结婚，也为他的老境担忧。谁也说不清他的工作单位，只知道他是拉平板车运货的。一辆平板车收拾得干净利索，每天他是院而里第一个出门的，蹬着他的平板儿车。

天热时收了工回来，沏上一缸子酽茶，搬个板凳，托着长长的烟袋锅子，光着古铜色的脊背，像一幅剪影一样，闷声不响在路灯下一坐就是一晚上。昏暗中烟袋明明灭灭，不时地弥散出几缕青烟。

那时候院子里没有自来水，半条胡同的居民合用一个水龙头，各家各户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提，冬天为防冻天一擦黑水龙头就被关闭。我父母是双职工下班晚，家里只能由我这个上小学的女娃来提水。大爷看我人小提不动沉重的水桶，就用四个小铁轱辘几块木板做了一个小拉车，静静地放在院门口。我每天的课余生活就是伴着小车吱吱扭扭拉水的声音开始的。车坏了，大爷默默的修好又放回来，这样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长高了能用扁担挑水。

院子里的大妈大婶看老爷子一个人过日子挺不易，有时候包了饺子做了打卤面就给大爷端过去一碗。他也不说什么悉数收下，第二天赶紧买二两猪头肉或半截子蒜肠什么的送还过去。

七十年代中，我老爸凭着多年对无线电的业余爱好，终于修成了正果----自己攒了一个九吋的黑白电视机。这个稀罕物使得院子里的大人孩子异常兴奋，吃了晚饭就搬个凳子就到我家来看电视。妈跟我说：“小屋大爷一个人怪孤清的，叫他也过来看看电视吧！”我站在离他那黑乎乎的门洞一米远的地方怯生生地叫他：“小屋大爷，我家有电视了，我妈叫您也过来看看吧！”“不，不了，别给你们添麻烦了。”第二天第三天我去叫他，还是这话。小屋大爷是个很自尊自律的人，还有点倔，不愿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

那年春天，大爷办了退休手续。劳碌了一辈子忽然清闲下来没事干了，大爷好像很不适应，也没个遛鸟养花的嗜好，每天进进出出不知所措一脸的茫然，说心里憋得慌。

到了夏天，听大人们说大爷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大伙以为是暑天闹的，过了些日子，大爷从医院带回一张诊断书------胃癌。

那以后，路灯下见不到小屋大爷了，每次路过他的窗下，我都闻见窗洞里飘出浓烈的烟丝味，邻居们都劝小屋大爷：“您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去，有我们大伙儿帮衬着呢，不会让您受屈的。”“那可不成，往后我要是躺下了，让你们给端吃端喝，那得给大伙儿添多大麻烦呀！”大爷沉着脸说。

没过多久，有一天放学一进门，妈就对我说：“小屋大爷跳河了！尸首就停在河沿儿。”我当时惊得说不出一个字来，喉咙里哽住了一团东西。我和邻居们去后海河边看了小屋大爷。一张苇席裹住了大爷的头脸和身子，只露出两只脚。大爷静静地卧于河沿儿，夕阳的余晖和着水波在苇席上跳跃，闪着灵动的亮色。我不敢靠近，站在十几米外，望着那张苇席很久很久，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大伙都说小屋大爷不该这么想不开，可我知道他是不愿意有丝毫牵累邻居们，才在刚拿到诊断书不久就选择这样刚烈的方式让生命落幕的，我也知道路灯下的剪影有了永远的缺失，小屋大爷再也回不来了。

大爷的单位来了俩人，猫腰在小屋里搜寻了一番，除了一个铺板和一张桌子也没啥物件儿。后来院子里疯传在铺板下发现了三百元巨款，不知真假。

以后的每天，路过那间幽幽的小屋，我总是不自觉的加快了脚步，有意躲闪那段撞击心灵的记忆。再后来那间小屋被房管局拆了，在原址盖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红砖瓦房，随后搬进了一家三口。从此，那屋里在婴儿的啼哭和女人呵斥男人声中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日子，原来的一切已了无痕迹，小屋大爷及其小屋成了渐渐淡远的传说。

                                写于一九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