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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勒尼农场很大,有很多树木和人行道。这块104英亩的土地上有52座建筑,其中很大一块区域是被留出来做墓地,他们对死亡有时刻的意识。有的人已经90多岁了,直到你亲眼看到老妇人们因为她们的一些妇科病强烈的疼痛疼到痛哭,你才可能想象老人们会承受多么糟糕的病痛,比如慢性关节炎。
每个病人都有自己的小隔间。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椅子,有的还有轮椅。大部分人都在柜子上或者墙上贴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的符号。晚上,就在他们睡觉前,我曾经走过这些建筑的背面,我能从窗户看见他们。当时有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在冥想,回想自己的往日时光,回想他们还对生活有诸多目标的日子。
很多人是独自面对他们离开世界前的那段日子的。他们什么人都没有,他们会问我在他们死的时候是否会陪着他们,我从来都会承诺会陪伴他们。有时候他们会陷入昏迷而失去意识,但我一直都一丝不苟地遵守着我的承诺。坐在那里看着生命力逐渐从一个你熟知的人的身体里流逝会给你很多对生命的洞察。因为你能看到不同的反应,有的人非常温和地接受死亡,他们没有任何挣扎,就像是钟表走到走不动一样那么自然。有的人会在停止呼吸前那一刻都努力反抗。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艾迪林奇这个门房到底是什么人。我休息的时候会把自己收拾干净并且衣着整洁得体,这根本不像一个门房样子,甚至也不像维修队的匠人。在他们眼中,我满足了他们任何想成为的样子的想象。我总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就像任何地方的老人一样,他们也经常喜欢抱怨。
“我知道你是谁,”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妇人对我说,”你是一个SS人物。”
我问她什么是SS人物。
“你是从联邦情报局来的,你是他们的调查员。”
我说什么都不能让她相信我不是。
“哦,没关系,我知道你不能告诉我。”她说。
对于病人的感情并不是让我待在那儿的唯一原因。
有一个护士跟我在同一个病房工作,叫做诺拉玛奥尼。每天早上我清洁完病房我会用轮椅推出几个卧床不起的老妇人出去前院。诺拉,这样一个非常乐于奉献的人当然也经常会在那儿帮忙。她是病人眼中的天使。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标致的女人,第一次见她就这么觉得。她在很多地方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来自爱尔兰,她有非常重的爱尔兰口音,她非常的虔诚,她甚至跟我母亲有相同的姓氏。
我深深地被诺拉玛奥尼产生吸引,事实上,我爱上了她。
从很多角度考虑,克勒尼农场是我的一个安全庇护所,而且很多角度上看,我也非常开心。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什么,准确地说,词典中有个词叫做,幸福。人们会期待一个叫做幸福的东西从天而降,对我来说,幸福就是生活中的一些零碎片段,是满足感的短暂形式,是一些很难得的时刻,是你在回顾你整个人生的时候都会记忆犹新的瞬间。
幸福感和满足感是有很大区别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幸福可以其实就是痛苦缺席的时候,毋庸置疑,一个确定的幸福就是早上醒来意识到你没有身在监狱。
我去到那里三到四个月之后开始在休息日的时候见汤姆克林。有时候是我去城里,有时候是他来斯塔顿岛。当一对银行抢劫犯碰面,只能有一个话题——他们计划搞点钱。
在斯塔顿岛有好几个很诱人的银行,而且去泽西岛也很方便。在工作日下班后我准备去特伦顿、纽瓦特市以及伊丽莎白市去看看银行。周末我会去银行蹲点或者跟克林合计工作。再到星期一我就回到农场与我的抹布和提桶为伴。
真正的危险不是在行动的时候,往往是在行动的余波还有公告,我一直都意识到这一点。只要行动不太大媒体不会直接直接认出这是威廉萨顿的手法。但是我一直对纽约警察心存敬畏,相信他们很快能推断出来。有时候,媒体会认定一些抢劫案是威廉萨顿的手法,而且确实是我或多或少有参与的。所以有时候,我的照片会被印在故事上面。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次克林和我干完一票之后我卸妆回到克勒尼农场。几天之后我走过走廊突然听到一个人叫我,“嗨,威廉萨顿。”
我转身,原来是一个我约了几次没约成的护士助理。那里最好看的女人。我假装一脸迷茫地看着她,“你叫我什么?”
她正拿着一份纽约日报,然后把报纸转过来好让我看见。
“我叫你威廉萨顿,这上面有你的照片。”
这是一张旧照片,那时我的胡须形状不一样。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说,“你觉得如果我是这个人我会在这个地方做这个90美金一个月的工作吗?”
照片下面写着我所有的犯罪记录,逃跑记录,并显示我是FBI的头号要犯,所有的一切。我做了个可怜的鬼脸,“我真希望我有他那么多钱,那样我肯定很快不用在这里干活了。”
我看到她眼中闪过一丝怀疑,她眼睛扫过我的脸和报纸说,“哦,我就知道不是你,我刚刚只是在开玩笑,但你跟这照片上的人真的有些相似之处,你说呢?”
“也许有点,”我说,“他们不都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个“分身”嘛。”
好吧,我走开时对自己说,再见克勒尼农场。她一定会拿着报纸去给别人看,然后他们会认同她的第一直觉。当天下午,我告诉诺拉玛奥尼我准备离开克勒尼农场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要不你来跟我一起住吧?”她说。
诺拉住在一里外的威斯特莱城里的一个小房子。她之前刚刚来到这个国家时候在那里做厨师和管家,而且她也存了一些钱。她告诉我她刚刚买下了那个地方。唯一的难题是,她那里现在有两个寄宿的人,一个叫罗斯诺丁的女人,她在克勒尼农场上夜班,以及诺丁女士15岁的儿子。
诺拉要跟罗斯诺丁说让她找另一个地方住,而我就需要等两周左右,直到她找到一个带家具的公寓。
跟诺拉住我会很安全,这我知道。诺拉作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不会想让她任何朋友知道一个男人跟她住在一起。罗斯诺丁,作为唯一知道的人,在克勒尼农场的另一个区域工作而且几乎不关注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