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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当赵佶坐在五国城的寒地囚笼里，望着头上一小片阴霾的天空，他会想起，在汴京皇宫看见宣德门上瑞鹤成群的那个上午。

数以千计的京城人士目睹了那一盛况。喜好祥瑞的赵佶，把这个景象画在了一张不大不小的绢上。二十只白鹤，在碧青色的天空上回绕盘旋，如若梦境一般，征兆着国运昌盛，祈祝着不老长生。

然而，赵佶终将知道，那些虚荣的幻象都是靠不住的。在凄惨的人生最后几年，他会想起很多种可能：

假如不是他的皇兄没有留下后嗣并在二十四岁时早逝，他就可以继续安逸地当个王爷，而不是皇帝；

假如他的宰相蔡京在六十多岁就一命呜呼，而不是活到八十多岁，他的朝廷就不会有那么多派系纷争；

假如契丹能够平定女真的叛乱，女真就绝不可能入侵大宋，他会在皇位上再统治十年，甚至更久；

假如……

赵佶 瑞鹤图

人总是被命运推着走，其中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

后人擅长策画一些寓意冥冥的安排。宋室南迁之后，在文人的笔记里，就开始出现有关赵佶是南唐后主李煜托生转世的说法，并一直传到了今天。

宋徽宗与李后主，两人命运极其相似：都以才情风雅著称，都阴差阳错地当了皇帝，痴迷文艺，治国无能，最后沦为亡国之君，客死他乡。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颇有些天命循环的感觉。

南宋子民对先皇不敢太不尊敬，而后人对徽宗的轻佻和昏庸，确是多有成见的。无论如何，让后主遇见徽宗，哪怕言其再多风雅，也总能令人觉察出幸灾乐祸的意味。

今天，人们不会再用“天命”来解释历史了。

人们不会真的相信：历史的进展，来自上天的安排；一个王朝或帝王遭遇祸患，是因为上天看不过眼。

然而，如果真的要将这类假想搁置起来，似乎也不太容易。有些传说，至今还是引人浮想联翩。

宋人笔记《养疴漫笔》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天，宋神宗在视察工作时，无意间看到一幅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温文尔雅，很是叹服。就在这天晚上，神宗在睡梦中见到李后主前来拜谒。也是在这晚，他的第十一个儿子出生了，也就是后来的徽宗。

中国历史上的昏君有很多，亡国之君亦不少。但是唯有李后主和宋徽宗，被人们用“转世”的方式，命定般地联系起来。

这个传说，甚至连野史都算不上，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毫无抗拒地接受。

我们默认了其中传达的某种深意：它或许不全在治国能力，不全在成长经历，而更在于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艺术。

他们是天赋异禀的艺术家，他们是原本不该当皇帝的人。他们被机缘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没有“命中注定”的美满结局，只有“造化弄人”的悲惨下场。

艺术，在这两个错位的人生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好，还是恶？是功，还是罪？

一个优秀的文人，要在诗、书、画三种艺术形式上登峰造极。

精通其中两种技艺的人并不少见。唐代的王维，擅长诗歌，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在诗词、书法领域，都是令人尊敬的大师。还有米芾，是兼擅书画的。

然而直到宋代，一个人能同时精通这三种艺术，颇不寻常。

偏偏，李煜和赵佶，都是这样的翘楚。

据记载，李煜独创过一种颤笔书法风格：“金错刀”，落笔瘦硬，风神溢出。他的画，清爽不凡，别为一格。

可惜，李煜的书画，已不存于世。但是“颤笔樛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的评语，仍给后世书画家留了一份可供追摹的气韵。

赵佶 五色鹦鹉图

或许赵佶不愿承认，但在某些方面，他似乎的确是把李煜当成榜样的。他除了擅长精致的绘画以外，还在二十一岁那年，像李煜那样，创造了一种个人特色鲜明的书体：“瘦金体”。

尽管在宫廷生活里，拍皇帝马屁是标准操作，但大臣们似乎明白，徽宗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特书风，因而满朝上下并未对这个风格进行模仿或尝试。

练习书法，自唐代以来就是一种长期的皇家传统。一般的帝王能掌握“二王”风格，已属了不起。徽宗不仅能够使用十多种字体，在对书法风格原创性的追求上，更是其他人所不能及。

赵佶 秾芳诗帖

李煜被后人广为传颂的，是他的词。

李煜身为国主时，“花月正春风”，富贵繁华到了极点。身经亡国后，“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凄凉到了极点。

他的一生经历了极端的悲乐，都化成了他笔下情真意切的词句。“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

李煜是性情中人，他能够大胆地、真切地、毫无掩饰地作词，可以纯作白描，不借典故，直抒胸臆，写出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他开创的词风，为其后历代人所推崇和效仿。

徽宗也会写诗作词，记录身边的美好，表达自己的满意和自信。他在悼念刘贵妃时，写过一首感人至深的词：

无言哽噎。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今年华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纵览唐宋帝王的诗，有其独特的传统。他们往往不能自由选择要表达的诗意或主题，他们的帝王身份，决定了他能说什么、怎样说出来。皇帝，永远不能完全充当文人的角色。

然而，徽宗在他的大部分诗中，似乎并不想让人记起那些皇家传统，其风格更像来自一个文人或道士。

是不是，一个人做了皇帝之后，就会丧失全部个性？

李煜和赵佶，都给出了相反的回答。或许，正因如此，他们真的天生不适合当皇帝。

后主和徽宗，都是为艺术而生的人。在艺术里，有他们所选择的自我角色。

他们是细腻而敏感的人，他们是专注而优柔的人。这同样是一种错位。这种赤诚，放在艺术家身上是极其宝贵的特质，在帝王身上却可能成为一种缺欠。

李煜在被立为太子之前，自号“钟隐居士”，志在山水，不问政事。赵佶在十九岁即位之前，也从未接受过成为皇帝的训练。当艺术家的性格和角色已经定型，他们终究没能承担起君王的职责。

世上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与一位勤勉的帝王，终究是无法在一个人身上兼得的。

我们会推崇那个文采飞扬的词宗后主，也会欣赏那个为宋式美学打下根基的徽宗。然而，每当站回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又不免为他们个人、为那片江山唏嘘不已，为那些岁月里的苦难扼腕叹息。

流年似水，不舍昼夜。宋徽宗和李后主，都已经成为过往。徘徊在不断引人追忆的时空里，他们永远风流倜傥，他们永远悲痛哀伤。

可叹那些当世无双的才情，用修短有命的血泪和耻辱做着注脚。两个风华正茂的生命，走过错位的人生，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尾。

或许，身陷囹圄的赵佶，会对他当年不屑一顾的李煜，多一些同情，更多一些忏悔。他也会永远怀念汴京的那片天，那里曾有一群瑞鹤飞过。他用碧青色将它涂满，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人那样去画过一片天空。

编辑 | 日月

图片 | 华楠

-参考资料-

《宋徽宗》伊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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