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听《卓克科学思维课》里详细讲过天津教案，当时就引发了我很多思考，今天万老师从另外一些角度的讲述，让我对此事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今天课程中提到了《卓克科学思维课》里没有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事件爆发之初，天津知府张光藻那份告示中的关键一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我认为这句话完全可以被视作使整个事件升级扩大的直接导火索。
张光藻作为地方官，面临治下民众和外国教堂之间的敏感矛盾，应该做的事情是全力调查真相并将其公之于众，然后据此作出公允的处置，唯如此才有可能将事态扼杀在萌芽状态。
可这位张大人倒好，首先没有查明真相，更要命的是居然在告示中说什么“风闻”有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之事。
本来这里就不应该出现“风闻”这样的话，要知道你这是一份官方对公众的说明文件，没有调查清楚的事你就不能胡说，更何况说的还是明显会激化矛盾的子虚乌有之事，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你能想象现在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里说：“据说新冠病毒是美国政府专门研制的针对中国人民的生化武器”吗？
要我说导致天津教案事态最终扩大的罪魁祸首就是张光藻。
后来我们看到，曾国藩之所以能妥善处理此事，首先做的也是查明事实，确认了教堂并没有挖眼剖心做药的举动，也没有诱拐妇女儿童的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公众解释清楚了真相，为后续 处置打下坚实的基础。
可以想象，如果曾国藩也像张光藻那样不做调查研究就来份告示说“风闻”如何如何，整个事件必将滑向不可收拾的地步。
看到事情的结局里，尽管曾国藩拥有“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的品德和才具”，最终还是落得个为朝廷背锅，在万民唾骂声中郁郁而终的下场，我不禁唏嘘。
曾国藩的悲惨晚景，让我们看到相对于一个政治体系，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无论他在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中表现得多么完美，如何完成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但因为此前犯了功高震主的忌讳，所以朝廷这次还是必须借机修理他。
哪怕是他懂得其中奥妙，想通过退隐来明哲保身也不可得了。
唐朝的郭子仪和曾国藩有类似的经历，都是立下力挽狂澜的不世之功，但前者后半生能功成身退同时保全声名富贵，不是他比曾国藩更高明，而是中唐时期整体政治体系的底线远高于清末。
清廷遇事让大臣背锅已经是惯例了，想起罗胖讲甲午战争那两期节目里就说到，甲午战败后朝廷也是让北洋舰队总指挥丁汝昌来背锅。
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至少也算是尽到了本分，但结局先是御史言官诬告，拼命往他身上泼脏水，后来丁汝昌含恨自杀，就这样朝廷还不放过他，罗胖的原文说道：
“……你死了，死了哪儿行啊？接着抄家。抄完家之后还不解恨，说这个尸体在这儿，这么着吧，全身上下给穿上黑色的囚衣，然后装殓到棺材里面之后，把棺材又漆成黑色。在棺材上面还要打三道铜锢，给送回老家，让当地的地方官看着，这个棺材不许下葬，不许他入土为安，这是朝廷的罪人。所以丁汝昌的子孙流散到各地，不好意思回家。”
对照曾国藩和丁汝昌的遭遇，看到朝廷如此毫无担当，遇事只知道甩锅给尽心尽力做事的臣子，如何不令天下有识之士心寒齿冷？
《茶馆》里说出了人们的心声：这样的大清，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