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z爽的大瓜满天飞，现已彻底凉凉。

各大媒体上，关于“代孕”话题的讨论再次兴起。当我们痛斥过这种行为对法律的触犯和对人伦的违背后，是时候冷静下来，尝试深入理解其背后的逻辑。

代孕行为与社会公平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如果金钱能够交换一切，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反对代孕，究竟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抛开明星的做法不论，单纯说说代孕这个事儿。

代孕在中国不合法，但是在某些国家，包括美国的某些州是合法的，乌克兰和印度还有专门的代孕产业。

而即便是在代孕合法的地方，人们想起它也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那这个反感到底来自哪里，它是合理的吗？

比如说，现在有一对夫妇，可能因为自己不能生，也可能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想生孩子，决定只提供卵子和精子，请另一个女性代为怀孕生产，以此得到自己的孩子。

这个做法到底不好在哪里呢？这跟积极治疗不孕不育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可能你认为这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也可能你认为这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也可能你就是不喜欢。

把这件事儿想明白并不容易，我想能不能从纯理性的角度，帮你心平气和地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

首先，代孕是经济学问题吗？

很多人反对代孕是因为代孕可能会伤害那个代为怀孕的女性。

怀孕是有危险的。一次失败的怀孕可能会让女性失去再次怀孕的机会。代孕妈妈可能会受到中介机构的剥削、人身自由控制甚至身体迫害。

代孕妈妈在怀孕之前还没见过孩子，等到怀胎九个多月生下孩子的时候，她可能已经跟孩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时候把孩子跟她分开可能是不人道的。

但是这些危险并不足以彻底否定代孕。很多工作都有危险，有的工作有生命危险。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和技术手段尽量降低代孕妈妈的危险。

比如美国有些州规定，如果代孕妈妈在生小孩的最后一刻反悔，说这个孩子不给你们了，我自己留下了，她有权把孩子留下。

事实上，代孕交易的典型情况是代孕妈妈是在充分了解其中危险的前提下，完全自愿地做这件事。

印度有个有偿代孕中心，给代孕妈妈提供标准的、很好的生活条件，配有仆人、厨师和医生。

去除中介、医疗和生活费用，代孕妈妈还可以净挣 4500 到 7500 美元 —— 而她正常的工作每个月只能挣 25 美元。

有个代孕妈妈说，她此前生过三个自己的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连医生都没看过。她很感激有这个机会挣这么多钱，因为她可以用这笔钱更好地抚养自己的孩子。

她把代孕当成一个好工作，她无比小心地保护着给别人怀的孩子 —— 比对自己的孩子更小心。

当然你还可以列举别的、潜在的伤害，但是总有人认为伤害可以用金钱抚平。

如果 7500 美元太少了，那五万美元够不够？二十万美元、一百万美元够吗？

跟所有的市场交易一样，一方出钱一方出服务，双方都因为交易而获益，这到底有啥不好呢？

如果一件事儿在没有让任何人的境遇变差的情况下至少让一个人的境遇变好了，这件事儿在经济学上叫“帕累托改进”，不但可以做而且应该做。

如果代孕没有伤害任何人，我们似乎没有理由禁止代孕。从纯经济学角度来说，也许我们应该做的是对代孕市场加强监管，而不是禁止代孕，是吗？

可是即便真的做到毫无危险而且充分保证代孕妈妈的权益，我们还是觉得这件事儿有毛病。一定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感到不安。

因为代孕不仅仅是个经济学问题。

其次，代孕到底伤害了谁？

要说清楚代孕到底伤害了谁，这其实是一道难题。

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2009 年有本影响力很大的书叫《公正：该如何做是好？》，其中特别讲到了代孕。

桑德尔讲了印度代孕妈妈的故事，他提出了这个道德问题。

那时候的桑德尔虽然明显反对代孕，但是他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过硬的理由。

桑德尔论证到最后是不得不搬出了康德的道德律令：人只能是目的而不能是手段，我们不应该把人当做工具。

代孕显然是把代孕妈妈当做了工具。这是对人的贬低。事实上，代孕妈妈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了工具，她这么做也是对她自己的贬低。

但是康德说的那是最高级的道德标准。我们似乎更应该用康德来教育自己，而不是去约束别人。这个论证似乎还不够有力。

2012 年，桑德尔又出了本书叫《金钱不能买什么》。他再一次提到代孕，而这一次，我认为他提供了非常过硬的反对理由。

桑德尔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把好东西明码标价地买卖，会「腐蚀」这个好东西。

比如说，你跟一位心爱的姑娘一起度过一个下午，你们畅谈了人生和艺术，你觉得很美好。

后来你才知道，原来那是你妈妈看你太孤僻了，花钱给你请的陪聊服务，那你会不会感到很难受呢？

另一个理由是这会让社会更加不平等。这一点咱们需要专门说说。

要点是，哪怕代孕行为没有伤害代孕妈妈，也没有伤害周围任何一个具体的当事人，它也伤害了一个东西。

它伤害了我们对社会的观感。

再次，如果金钱能买一切，这个社会会怎样？

寻求代孕的夫妇有很多钱，代孕妈妈有很少、或者没有钱，那么代孕让一部分金钱从有钱人身上转移到钱少的人身上，双方的金钱地位似乎更平等了，对吧？

那为什么桑德尔说社会变得更不平等了呢？

因为允许代孕只能让参与者的金钱*数量*变得更平等，但是让整个社会上金钱的*效用*更不平等了。

我举个例子。众所周知巴菲特爱喝可口可乐。巴菲特非常、非常有钱，但是他再有钱，喝的可乐跟我喝的可乐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只要我愿意，我喝的可乐可以比他多。在对可口可乐的这个享受上，我跟巴菲特非常平等。

金钱数量的不平等并不代表金钱效用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好东西是不能用钱买到的。

你不是富豪，但是你可以比富豪更年轻更健康。你的空闲时间比他多。也许你长得比他帅。你妻子也不知道为啥，偏偏就是爱你不爱他。你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可是他儿子考不上。

如果要民主投票，你跟他有同样的一票。如果战争来了，你跟他有同样的为国参战的义务。如果你俩在街头发生冲突，交警不会更偏向于他。

如果社会是这样的，你会觉得这个社会虽然收入不平等，但是也还可以。

富人钱再多无非也只能买些奢侈品。如果你的生活已经不错，你根本不在乎富人住多大房子买多大游艇有没有私人飞机。

其实巴菲特绝大部分钱他自己根本用不上，都是暂时替别人拿着的。一个金钱的效用很有限，有钱人不能为所欲为的社会，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而这就包括富人要像穷人一样面对生老病死，面对生孩子的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的比较是多维度的。你钱多可是我学问大，你漂亮可是我强壮。

金钱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人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追求，人们的生活比较自由。

但如果说金钱什么都能买到，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花钱可以优先排队、可以雇用别人替你当兵、可以购买陪伴服务、可以整容、可以对后代基因定制、可以保送子女上好大学，甚至可以不必亲自生孩子，甚至可以购买寿命的话，钱就太有用了。

这样的社会就成了单一维度社会：任何两个人站一起，只要看看谁有钱就行了。那你追求别的就没意义了，你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只想着这值多少钱。

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会很痛苦。

市场的变化趋势

其实我们真正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有钱为所欲为的社会明天会不会突然出现，我们担心的是变化趋势。

我们希望社会往越来越平等的方向走，担心社会往不平等的方向走。

桑德尔很担心科技会加剧不平等，我没那么担心，我觉得得看是什么科技。

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的趋势本来是越来越平等的。比如洗衣机这种东西，对富人的生活其实没啥影响，他们本来也不用自己动手洗衣服。

洗衣机让普通人也过上了不用洗衣服的生活。不管发明洗衣机的那个人从中赚了多少钱，我们都应该给他鼓掌，因为洗衣机促进了人与人生活效用的平等。洗衣机是个好发明。

而有很多好发明都是富人推动的。特斯拉推出的第一款电动汽车是豪华跑车。我们应该感谢那些购买那批车的富人。

哪怕他们仅仅是为了炫酷，他们实际上促进了特斯拉的成长，这才使得特斯拉今天可以向市场提供相对不那么贵的电动汽车。

这就是市场的作用：市场减少稀缺。市场能把好东西变多，让更多的人买得起。市场的这个机制能减少不平等。

为什么买跑车就可以，买肾就不行呢？因为肾都是人身上长出来的。你买一个肾，别人就得失去一个肾。

这种买卖也许能增大市场上人肾的供货量，但是不会自动把人肾升级成人工肾。要想实现用人工肾取代人肾，我们恰恰要做的是禁止人肾买卖。

如果现在有个什么能提高人的寿命的药，哪怕它卖得很贵，第一拨用上的只能是富人，它增大了金钱效用的不平等，我们也认了。

因为市场可以自动让这个药变便宜，将来人人都能用上它。

但是如果这个药必须得用穷人的寿命来配制 —— 比如巴菲特花一亿美元可以用穷人十年寿命换自己一年寿命，他可以把钱都用来给自己的寿命“充值” —— 那就不行了。

因为你这个药没希望减少不平等，它只能让社会更加不平等。今天有人同意卖一亿美元，明天就会有人同意卖一千万、一百万、甚至一万美元。

哪怕穷人都是自愿的，我们也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有钱为所欲为的社会太可怕了。

这就是为什么像治疗不育不孕、研发人造子宫，这些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而代孕，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

总而言之，金钱数量的不平等有时候能在长期促进金钱效用的平等，但是效用的不平等就是不平等。我们喜欢平等。

对平等的追求也许是一个非理性的执念，但是既然我不是巴菲特，我选择站在平等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