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暮春，天津法租界梨栈大街。
我叫顾砚亭，在这条街上开了间小侦探事务所，门脸不起眼，却专接法捕房不愿碰、不敢查的案子。
没人知道我原来的名字。
我曾是法政学堂的学生，一心想着以法报国、以理服人。可北洋官场烂到根里，家道中落，热血凉透，我便弃了旧名，改名砚亭，守着一方旧砚，不问庙堂，只看江湖人事。
这天傍晚，苏太太推开了我的门。
她双眼红肿，手里攥着一张银票，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顾先生，求您查我丈夫的死。法捕房说是意外，我死都不信。”
死者苏敬亭，做棉纱生意，前晚死在租界边上的广德楼。
那地方是前清老洋楼改的酒吧，津门匠人手艺，挑高九米，厅中立着一根粗壮的老榆木承重柱，屋顶垂着一大片猩红绸布纸艺，半遮房梁，看着热闹，也藏着阴影。
法捕房的结论简单又潦草：
屋顶洋铁皮喇叭年久松动，坠落砸中头顶，当场毙命。
门窗从内反锁，在场三人互相作证，无人靠近死者。
意外，结案。
门窗紧锁，众人环视，喇叭偏偏砸在半年不换座位的苏敬亭头上。
这不是意外，是算好的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