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聊起了家里的剪粉生意...
父亲是八六年调进城里的，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家做起了剪粉生意。家里几乎没有积蓄，父亲作为一个小学老师，工资是二十九块五，母亲和奶奶可以通过卖小菜来补贴家用，每个月的吃穿用度实在是紧帮得很，所以要开始一门生意几乎就是做梦。母亲找到做粉生意已经上路的大姨父家，想要一方面学习一点技术，另一方面借两斗米，但是看到大姨面露难色，母亲也就知难而退了。后来好不容易凑齐了两斗米，并且找到了父亲单位任会计的王叔叔，借到了200元，购置了一套蒸盘蒸粉的家当，生意终于开始了。
剪粉生意说起来非常简单，头一天晚上把米浆蒸成粉，然后切成丝状，第二天一早拿到集市上去零售，但是，父母亲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粉的质量，粉在蒸盘里刚蒸好的时候，是不能立即切的，需要挂在竹竿上稍微冷却一点，如果米浆调的不好，挂在竹竿上的粉就会掉，那个时候的人可没有现在人“聪明”，加一点食用硅胶什么的，粉就自然具有弹性和韧性了，父母学会的方法是用熟芡勾兑，而熟芡本身也是用米浆通过蒸煮而形成的糊糊状东西，但是神奇之处在于，把这些熟芡与生米浆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调匀以后，蒸出来的粉便具有了韧性。
刚开始蒸粉的时候，可谓全家齐上阵。父亲负责生产前和生产中的大部分工作，包括泡米，勾芡，生火，添煤，清洗晾粉杆等等，母亲负责填盘，摇匀，蒸，切，装，售卖，而我虽然才八岁，但是已经成为整个生产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跳着几十斤泡好的米，去到几公里以外的截龙桥，将米打成米浆。家里拥有米浆机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一台米浆机需要几百元，家里拿不出钱，也借不到钱，因此，劳动力成为了唯一可以依赖的资源。打听到截龙桥可以打米浆的，于是带着我去了两次，接下来打米浆就成为了我的专职工作，后来打听到大院子也有一家，一趟距离比截龙桥近两三公里，就固定在大院子那家了。一个八岁的孩子，要跳着几十斤重的米和米浆来回走上差不多六公里，以现在人的视角看，简直不可理解，但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村子里面是司空见惯的，隔壁邻居家的孩子比我还小，但是已经能够在父母种地的时候帮忙施肥了，那个时候老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父母说我挑担子的样子像《朝阳沟》里面的银环，需要用双手扶着，要多丑有多丑，不像庄稼汉，双手叉腰间，担子却挑的很稳，我当时不知道银环是谁，只知道是他们在鼠场坝的露天电影上看到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是因为上了电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是笑着说，不像在贬损我，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一次我挑着米浆的时候中途歇脚，将扁担横亘在两边的水桶上，由于一边是铁桶，另一边是塑料桶，结果扁担一滑，塑料桶打翻了，紧接着铁桶也打翻了，看到白白的米浆撒了一地，我一下子懵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父母要怎么责罚我，而是如果没有了这些米浆，明天就没有粉可以卖了，我越想越难过，情不自禁的哭了起来，路人看到我在哪里哭忙不迭地过来安慰我，但是越安慰，我哭地越厉害，甚至哭得有点晕。也许是一个认识我的邻居将这个事情告诉了父亲，他过来接我，见到我的样子，他只是接过挑子，一句话不说，牵着我的手回去了，也没有责罚，这反而让我更加难受，我深知父母的不容易，而我竟然打破了家里的生计。
为了粉生意，挑担子的可不止我一个，那个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需要步行到大约一公里外的东边龙井，每天至少十八挑水，所以算下来，父亲每天需要挑着水走上大约三十六公里。母亲则是挑着担子到集市，不过更多的时候是把簸箕放在背篼上背着上街，一次拿不完，父亲就帮着送，有时候我也带着妹妹送粉到集市上。父亲负责生产，而母亲负责销售，这个家庭的分工配合还是很融洽的。
坚持做一件事情的人总是会有好运气。父亲的在洒雨中学的同事王伯伯调到了师范工作，有一天，同在师范工作的王伯母跟父亲说，师范的食堂可以向他订购粉，每天一百五十斤，父亲听了有一点为难，支吾着，王伯母对于父亲太了解了，见状，大概也猜出了几分，她说：“可以当日结账”，父亲听了以后，心里充满了感激，竟一时语塞，只是说了一句：“好”。这之后的一段时内，每天下午五点前，都需要把粉送到师范，有时候我也用背篼帮着背一点，妹妹跟着，也许是觉得师范里面的花花草草很好玩吧。我们一家人都非常感激王伯母，王伯母端庄贤淑，轻言细语，像观音菩萨一样，现在已经近八十高龄了，子女都非常有出息。而王伯伯是教美术的，我高考的时候，因为填报志愿当中有土木工程，需要美术基础，还专门向王伯伯学习了几节课呢。
蒸粉的过程基本上都是站着，而且为了保证粉的新鲜，需要凌晨两三点起床，父亲先起来将火生好，烧水，母亲起来准备勾兑熟芡，然后就是不停的蒸，切，装，五六点的时候全部整完，母亲就背着上街了，而父亲则简单休息一下，就要准备去学校上课了，那种日子真的可以用夜以继日来形容。不过虽然累，每天母亲数着一堆的毛票，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满足感。那个时候，一天差不多可以卖掉250斤粉，其中150斤是师范的大客户订购的，父亲算了一笔账，一升米（四斤）可以做12斤粉，而一升米1元钱，一斤粉0.25元，一升米的毛利润是2元钱，扣除掉煤等费用，一升米的利润差不多1.5元，一天如果能够稳定的卖掉250斤粉，一天的利润就差不多30多元，而那个时候，父亲的工资才29.5元一个月，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蒸粉受累的回报还是相当丰厚的。赚到了钱，一方面需要改善家庭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是要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当中，那个时候家里就一间瓦房，两间草房，刮风下雨的时候，家里总是不清净，如果赶上涨水，家里的锅碗瓢盆都会像船一样漂起来，待水退去，地板上会积上厚厚的一层黄色淤泥，有一次，水实在是太大了，父母亲背着我，抱着妹妹到邻居家避难。所以，父母忍受着辛苦，劳累，就是为了让全家人住上平房。在教育上，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初中，父亲二话没说，与二毛哥一起到兴义，给我买了一个当时看起来非常高级的单放机，同时还订购了罗伯特·凯夫妇朗读的英语磁带，这可是200多元呢，当时应该算一笔巨款了吧。
父母亲做的粉的质量越来越好，常客也越来越多，但是几年下来，虽然资金积累还不错，终究太累了，看到凉粉的生意利润率还要高一些，最关键的是做凉粉可以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并且还可以用粉渣喂猪，于是家里又做了十多年的凉粉生意。在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父母亲都非常坦然，虽然这些小生意没有办法让全家富有，却让全家活得有尊严，他们引以为豪的是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所以，只要说起安龙的剪粉，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地方小吃，对我而言，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