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晴间阴
上午出门，午后回家，捡石头的间隙，不时掏出手机看一看视频，读一读新闻。
一个粗浅的发现就是，各国战疫，招法千差万别，与其意识形态有一定关联。
韩国作为总统制国家，政府理所当然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军队军事又被大国箝制，总统唯一可以调动的，只有警察部队。而警察部队数量和权利有限，不可能统摄全局，这就造成，文在寅总统在疫情到来并且大肆传染时只能呼吁国民。直到情势危殆走投无路之际，政府和总统才可以出师有名，以战时状态获取一定军事指挥权，采取强力手段。
日本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连首相都咳嗽打喷嚏疑似感染新冠肺炎，也敢气定神闲地宣称，新冠肺炎感染者病死率很小，政府请人民稍安勿躁、安居乐业。于是日本政府在向世界报告疫情动态时，就大而化之，不报疑似病例，只报现有确诊病例和病死者，极端强调自我隔离，政府则在防止人群感染方面做壁上观。
我觉得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姿态，非止有人说的草菅人命，而是企图在不导致经济下滑的前提下才倡言防疫，保持世界经济总量排位不变，其中太多消极战疫的隐情，真难以言表也。
美国自诩“自由世界”的典范，政府无权干涉公民人生自由，所谓防疫隔离，多半是晓之以厉害，规劝其禁足、居家或者就医。一旦“规劝”失效，这位病毒感染者就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成为疫情蔓延中千万个爆炸点中的一个。除非全体公民都被时疫的大海包围、朝不保夕、人情汹汹，才会启动立法司法程序，赋予政府和总统以战时状态统摄国家。
伊朗在意识形态上，我觉得难以用什么主义来区分，他们前几年还打过地主分过田地哩，经济方面却是绝对自由市场。这个中东政教合一的国家，直到被新冠肺炎感染，才如梦初醒，禁止礼拜集会，暂时把安拉一个人撂在清真寺里，这种“大逆不道”在穆斯林历史上恐怕绝无仅有。但大规模人群感染已成事实，连安拉最忠实的信徒们也不得不侧目而视。
欧洲国家意大利面对疫情，先是视若无睹，后是惊慌失措，政府和社会在疫情面前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国有和私立医院床位缺口极大，街头广设充气帐篷医院，只能被动接收患者涌入，不能主动发起社会动员，疫情这道令人痛心疾首的“命令”，在整个国家只有“一小撮”人在勉力“执行”。
纵观全球，只有我们伟大祖国，政府以人民健康为首经济发展为次，雷历风行，令行禁止，连国际上那些平时骂惯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客巨贾，面对中国战疫的大好局面，这回也情不自禁啧啧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