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就不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常常是别人在前头牵了绳子，我在后头走。

       当时我家有两个邻居，一个住砖房，一个住瓦房，两家用高墙隔开。时常听人说，这两家是十世仇人，两家的奶奶老爱把皮毛一点大的事吵成世界末日。我妈妈是极和气的人，从不与人吵架，处处让人三分。恰好妈妈和这两家感情颇好，也带动我从小便往这两家里蹭饭。

       住砖房的这一家家境较好，屋内也干净整洁。每次我去了都能分到一些果干、奶糖之类，也可以分享到她外孙子的玩具。他的外孙子是个黄毛小子，跟我同岁，村里人都很歧视，不让小孩子凑合他玩。我倒好，来自投罗网了。在同龄人中也常有一些流言说，我是贪图了那好吃的好玩的才和黄毛小子玩。对此我并不辩驳，我也不确定如果有一天没有了好吃的和好玩的吸引，我是否还会一如往常心定神闲地敲开他家的门。小孩子的世界是难以捉摸的，以至于你无法用成年人口中的利益去衡量。

       住泥房这家有三个孙子，其中一个是女孩，比我大一岁。后来，她也成了我的好友及同学。两相比较，我更喜欢和住泥房的这家来往，大概是因为他们家有女孩的缘故吧。可能我是个天生只适合在女孩堆里混的人，也可能是因为哥哥的缘故让我疏远了男生，导致我日后常被男生欺负。可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黄毛小子从来不曾欺负我半点。

       我在住砖房这家玩的时候，一般都困在他家里玩。有时候房子筑得高了，筑得好了，把人也给筑进去了。就像如今流浪在城里，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敲开任何一家陌生人的门。

       但和住泥房这家玩的时候，却是海北天南四处游荡。这或许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贫穷的幸福吧。因为物质上的缺乏促使精神上的上升，获得由外而内的生命本质上的自由。我们四个小子在田野里疯跑，在房屋四周抓迷藏，偶尔禁不住诱惑，跑去学校透过窗子看老师和学生上课。那时每每看见讲台上眉飞色舞、神气活现的先生，我就从内心里生起一种崇敬，发誓以后定要做个读书人，一个受人尊敬的读书人（当然这并不指我要当老师）。

       每次往返这两家，我都会听到他们对对方的指责，指责的事多半是粉饰一番的的或纯属虚构的。有时回来细心想想，对照他们各自的论调，我会忍不住失笑起来。不得不感慨，在人后议论人，并不能减少自己一分痛苦，也不会增加别人一分负担，何必这样苦苦折磨自己。还是母亲明白时世：“他两家的恩怨情仇是他们家的事，你小孩子不懂别给我乱添麻烦。”我不敢多嘴，也不敢在两家间传递小报，于是成了不折不扣的中立者，不帮理也不帮亲。

       有时回想人生几十年，也就那么一回事。一走眼、一走神，认识的人、历经的事也全忘了。我不记得黄毛小子是什么时候

离开村子的，在我搬进新房子住以后，因为离他家远了，交情也淡薄了。倒是他外婆不定时来我家住住，送些药材、新菜之类，却不曾提起他。很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都试图去猜测在我走了以后，谁又代替我成了他的新朋友。也许他早已忘了我，然后又家去了吧。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联系是固定不变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会随时断裂。亲人会走，朋友会散，懂得珍惜，才能永恒。而住泥房的那家，几乎与我同时搬进新家。刚好他家新房与我家新房相隔很近，而他家女孩又和我上的同一个小学同一个班级（当时那间小学同一年级就只有一个班），因而交情也走得也更近了。

       只是四年级那年，她家生了变故，姐弟一起被父母接到了城里。本以为她可以到城里过上好日子，心里不舍得却默默替她高兴，甚至还有点小孩子家的妒忌心理。后来才听她奶奶说去城以后她不再上学了，要打工帮补家用。她走时我连送都不曾送她一下，反而在同学们拿她的事当笑柄来取乐时，我还怯懦地随声附和着。后来我已上了高中，有一次她回来了，带着弟弟到我家找我。我很惊讶，见了面却彼此沉默着，一句话也找不出来。甚至感觉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从未见过面，没来过对方家，也从没在一起玩耍。但是，她却很明明白白地叫着我的名字，我也很明明白白地在请她喝茶。最后，拉了一点家常，就匆匆送她出门。我不知道这一别后又要多久才能见着，可能下次见面时她连我的名字都已叫不出。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次回来是为照顾她肝癌晚期的爸爸，而她爸爸在不久后便辞世了。大概在一年多以后，我借着周六日的空余返家，却听到她的堂弟上吊自杀了。村子里传他是模仿电视上的演员而不慎毙命的，而他便是当年住在泥房里陪我玩耍的三个孩子之一。从此，与他们家有关的消息我便不得而知了，那段流亡岁月里的友情也一去不复返了。

       多年后我常常悔恨，在那些年里，如果我可以不顾别人的耻笑和辱谈，可以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和忧虑，安慰她一句：“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好好的，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那样她会不会好过点。

       很多时候，我们在经历一次错误以后，常常立誓再也不要重蹈覆辙。但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又一次次地跳进了先前掘好的坟坑中，并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