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的抗疫，新冠肺炎降为乙类乙级，让大多数人有了亲身体验。同这个体验一起来的，还有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冠病毒不只是感染的人的“肺”，一同感染的，还有经济的“肺”。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全面爆发。3月4日，中央吹响了“新基建”集结号，中国的宏观经济开始快速换档，转入危机应对模式。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三年，但这场危机对经济的影响，远未过去。
《大崛起》认为，危即是机，化危为机，跨过去，即为众山之巅。
01 危机增长
危机增长和常规增长的不同在于要素（资本、劳动、土地）状态。常规状态下的要素处于活动和短缺状态，危机状态下要素则处于闲置示过剩状态。
危机增长的特征以公共部门的资本型增长为主。如前面提到的“新基建”。更确切的提法应该是“资本深化”或“公共服务深化”。
新冠肺炎带来的危机，为“公共服务深化”提供了独特机会：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国家基础性战略资产的人均公共服务落差，决定了中国危机增长隐藏着巨大的潜力；二是足够的资本供给。
真正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随内外投资需求下降带来的资产负债表并发的流动性枯竭。流动性不足加剧危机，货币政策失灵加大危机，错误的工具加重危机。
02 危机应对
危机中什么要素过剩最多，使用该要素的投资就最省。危机应对的项目选择，优先考虑的是具有最低的成本。
基础性战略资产建设并不是简单的“铁公基”。在紧急状态下，应优先选择那些前期准备时间短，可以迅速“冷启动”的项目。
可供选择但不限于：
一、国家保障房计划。可以大量使用农民工，解决危机状态下的失业问题；大量消耗钢材、水泥等材料，解决危机状态下的“过剩产能”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先租后售”、“共有产权”，帮助新市民完成家庭重资产配置，巩固全面脱贫成果。
二、国家海洋开发计划。海洋是世界“最后的公域”，深度开发海洋，将海洋资源转化为新的国家资产。
三、国家百万程序员／职业护士培训计划，解决就业压力，为未来AI和康养储备人才。
四、全球贸易冲突是帮助中国发现和筛选基础性战略资产的最好工具。
另外，国家通过收购债务及其对应的资产，帮助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如收购地方政府资不抵债的公路系统、启动“先租后售”计划、大规模收购弃耕农田、促进全世界接受以人民币定价的债务和资产，为极端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结算工具提前准备另一个“备胎”。
03 化危为机
“危机”并不意味着增长必然停滞或萎缩。至少对于中国这样没有完成“公共服务深化”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危机中潜藏着巨大的增长机会。
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都有现成的案例可供借鉴。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几次大增长也可以看到危机增长的影子。
1989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1990年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为南方讲话前后地方政府的大基建提供了财政以外的巨量资本；
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进一步启动了住房制度改革，数以亿计家庭一举跨入中产阶级；
2003年非典危机，土地使用权招拍挂的施行，社融规模急剧扩大，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迅速提升；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立刻停止了前一年的“去杠杆”，果断启动了高铁为旗舰的基础性战略资产项目，随后的2010年经济总量首超日本。…
这些成功的宏观政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危机条件下的被动选择。
今天，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连续两个巨大的危机，随着新冠肺炎降级和社会全面解封，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更是机！
大量过剩产能、闲置资产、积压库存、失业劳动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也为中国启动新一轮危机增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为中国从常态增长转向危机增长提供了理由和动力。
丘吉尔曾说，“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危与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面对现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危机状态下把“机会”这一面翻上来。
只有危机，才能度量真正的复兴；
只有苦难，才能淬炼伟大的文明！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重新书写经济学教科书的机会，你、我、他都当置身其中。跨过去，那就是民族复兴的众山之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