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地名也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

　　比如国人熟知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兴安”系满语，意为“极寒的地方”；“岭”同样为满语“阿林”，其意为山。

　　比如国人相对陌生的加格达奇，就是地地道道的鄂伦春语，意思是“樟子松生长的地方”，也可译为“有樟子松的地方”。

　　樟子松又名海拉尔松、蒙古赤松、西伯利亚松、黑河赤松，是大兴安岭也是我国三北林区主要树种之一。而长满樟子松的加格达奇，则是大兴安岭地区首府所在地，一个躺在群山怀抱里的安静山城，一个越来越漂亮的活力林城。

　　1998年夏，当我离开沈阳那所军校前往大兴安岭军分区机关所在地加格达奇报到时，总感觉这个地名怪怪的，像是听到一个外国地名一样，以至于我在哈尔滨登上开往加格达奇的火车时，一度产生了出国的错觉。

　　严格地讲，虽然贵为大兴安岭地区首府，加格达奇却称不上旅游景区，也不是外地人的旅游目的地，其影响力和吸引力远不如离它六百多公里的漠河县。

　　尽管如此，加格达奇也有值得一看的地方。比如位于北山公园的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就真实记录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964年至198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铁道兵三、六、九师8万官兵会战大兴安岭，以平均每公里牺牲一名官兵的沉重代价，修建铁道792公里，另有桥梁124、隧道14座。

　　这座纪念碑竖立于1988年，造型为两根竖立的钢轨，两侧为体现铁道兵当年奋斗情况的玻璃钢浮雕。

　　站在纪念碑跟前，既可以缅怀铁道兵的光辉事迹，也可以回首眺望欣欣向荣的加格达奇城区，回望这个有些特殊的林区小城。

　　说加格达奇特殊，是因为它在版图上归内蒙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实际上却归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管辖。有类似情况的，还有松岭区。

　　近些年来，内蒙一直想要回加格达奇、松岭两区的行政管辖权，黑龙江则以索要数额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为条件。两省区一直纠缠不清，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加格达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好在加格达奇改革发展的步伐从没有停止过。包括承办北极光节、蓝莓节，包括兴建和开通民航机场，包括越来越精致和配套的城区设施，这座林区小城正焕发着蓬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加格达奇是我成长进步的福地之一，也是我爱情亲情开花结果的地方。在这里，我深刻地体验到了爱的温馨和家的温暖，也尽享了初为人父的忐忑和兴奋。

　　因为出生在加格达奇，儿子岩哥很长时间内自称“祖籍在重庆，老家在黑龙江”。这也让我和爱人时常想起在加格达奇度过的那段时光，追忆那段清贫而快乐的人生岁月。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00年4月4日晚，和爱人在边城漠河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我告别边防某团所在的西林吉镇，乘火车启程前往大兴安岭军分区机关驻地加格达奇。

　　这次工作调动，从政治处到政治部，由宣传股到宣传科，于我而言不只是机关级别和身份的变化，更多的是新到一个工作环境导致的迷茫和不适。

　　我一直相信随遇而安，也坚信天道酬勤，可当时的情形确实不容乐观：资历浅，学历低，怀揣中专毕业证，扛着少尉肩牌，话不敢大声说，气不敢大口喘；机关经验十分欠缺，分担的工作除了相对熟悉的新闻报道，还有完全陌生的思想教育、文化工作和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事实上，除了正营职干事张宝权负责的理论学习，科里的其他工作都需要我这个新人去逐步熟悉和承担。

　　刚到科里，我是名副其实的菜鸟，连最为简单的电话通知，尽管再三斟酌，还是被肖诚友科长改得面目全非。都说一级机关有一级机关的水平，这个我不得不服。

　　压力可想而知，但除了硬着头皮往前冲，我别无选择。

　　由于没有住房，也无力承担并不昂贵的房租，我到军分区机关报到后的第二天，新婚的妻子南上福建打工，我也因此得以全力投入工作之中。

　　那时确实蛮拼的。除了一日三餐和短暂的睡眠，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办公室里，不知疲倦地学着、想着、写着，一会儿琢磨内部材料，一会儿鼓捣新闻稿件，几乎到了食无味、寝无眠的程度。

　　现在细想，当时那么拼，除了对机会的珍惜和对前程的憧憬，最大的动力，应该源自对工作的真挚热爱。

　　身为远离家乡的农家子弟，要背景没背景，要学历没学历，要天赋没天赋，如果不真心热爱工作，不珍惜岗位，哪还有希望和前途可言？

　　也许，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深信，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热爱亦能孕育传奇。或者不如说，只要肯付出足够的努力，谁都可能成为传奇，关键看能不能熬过那些单调、枯燥甚至是百无聊赖的奋斗岁月。

　　调入宣传科大约两个月吧，我起草的公文或材料，小到阅批件，大到经验材料，包括一些领导讲话，几乎都能在要求极严的肖科长那里顺利过关，之后无论是呈报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还是报给军分区副政委、政委，都是一路绿灯，鲜有打回重写的时候。

　　又过两个月，我已成为领导们心目中的笔杆子。政治部李健夫主任更是大会小会的表扬，说我年纪不大干劲大、职务不高水平不低，是年轻干事里的佼佼者，将来一定会走得更远。

　　再过三四个月，张干事调副团，去了干部科，成为专职计生干事。此时，尽管我还是排职干部，但俨然成为宣传科乃至整个军分区政治部的主要骨干。

　　张干事去了干部科以后，我把他负责的理论学习也接了过来，不仅有了接触宣传科全面工作的机会，还定期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军分区党委中心组学习，亲自聆听首长们的教诲，眼界由此开阔了许多，可谓受益匪浅。

　　按照那时的工作惯例，每次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结束后，都要把各位首长的讨论发言综合起来，整理成学习纪要，印发机关和部队。这个活儿看似简单，却需要较强的文字概括、提炼和综合能力。

　　想来是用心了，或是功夫下到了，第一次整理学习纪要，就得到军分区黄臻政委的充分肯定。也正是从这次开始，我的努力付出得到军分区首长们的关注和认可，开始陆续被点名参与撰写一些与宣传工作无关的重要讲话或内部材料。

　　有一次，大兴安岭地委召开议军会，一位副司令员牵头起草军分区一号首长的讲话，司令部几位同事熬了好几天，数易其稿，就是过不了关。眼看会议召开在即，副司令员急了，向政治部李健夫主任求援，我被作为救火队员派了过去。副司令员也真有个性，原先的写稿人员一个不用，带着我猫在他办公室，两个人，一台电脑，你一言我一语，用了半天功夫，顺利完成任务。

　　从此之后，除了完成宣传科和政治部首长交给的材料起草任务，司、后、装的一些科室或同事不时找我友情客串一下。那时年轻，精力和热情都不缺，同事一句话、一杯酒，甚至只有一声“谢谢”，都会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既锻炼了自己，也帮助了他人，还热络了人际关系，实在是一举多得。

　　至于之前从事的新闻报道工作，当然不会放弃，一如既往地热爱着，毫不松懈地写着，不管军内外报纸，能投就投，广种薄收，倒也收获颇丰。最夸张的时候，军分区收发室会一次性交给我一二十张稿费单，尽管钱不多，可在当时确实足够引以为豪了。

　　2000年，恰逢千禧之年，中央电视台和《黑龙江日报》社先后组织“世纪初年走边关”大型采访活动，起点均选在大兴安岭军分区所辖的驻“神州北极”漠河某边防团。可能是没人可用，也可能是因为看我还能干点活儿，这两次采访活动我都有幸参加。报社组织的采访活动，还把我吸纳为成员之一，从黑龙江源头所在的漠河县北极乡洛古河村一直走到萝北县名山镇，期间主笔写了一组新闻稿件，分别发表于《黑龙江日报》和军区《前进报》。

　　2001年，在没去过报社、没见过任何一位编辑、没做任何工作的情况下，我破天荒地在军区《前进报》发表了一个头版头条。因为这个头条和我撰写的其他稿件，年底，我曾服役的边防某团获评沈阳军区新报报道工作“前进杯”，算是创造了多年以来的一个奇迹。

　　奇迹还不止这些。比如2002年隆冬时节，军分区黄臻政委带车下边防，不带科长，不带老同志，点名让我这个正排职干事全程单独陪同。前往洛古河边防五连的路上，为躲避一辆运送木头的大货车，我们乘坐的越野车一头扎进路旁的深沟里，瞬间淹没于厚厚的积雪之中。所幸人车平安，有惊无险，算是虚惊一场。

　　我在大兴安岭军分区机关工作时间不长，前后不足两年，先后两次提前晋职，两次荣立三等功，还荣获军区学雷锋铜质荣誉奖章，算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以至于我调离加格达奇数年以后，军分区及政治部领导给机关和部队上政治教育课，还时不时地把我作为激励后来人的先进典型。

　　每每听闻此类讯息，既感慨也汗颜，但更多的感激。感激那些帮助和包容我的领导和同事，感激曾经有幸有过那么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激在加格达奇收获了那么多的关心关爱。

　　当然，在加格达奇那两年，最传奇的事情，莫过于在此升级为父亲，并陪伴和见证了儿子岩哥从孕育、出生到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全过程。工作顺利，家庭美满，人生的幸福大致莫过于此吧。

　　1998年夏，我在加格达奇作短暂停留；2000年春，从漠河边防调到这里工作了生活了三年头；2002年春，我调往省城哈尔滨，从此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加格达奇这座美丽的小城，就如此固执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至死难以忘却。

　　离开加格达奇以后，我曾先后3次回到这里。停留期间，每天清晨，我都会沿着熟悉的路线，穿过不大的城区，直奔当地人晨练的首选之地北山公园，到山林里感受空气的清新，同时重拾那些远去的日子。

　　2012年10月20日上午草于辽宁沈阳，2021年5月15日晨完善于河北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