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路公交车的末班车是晚上十点半。我认识老周，就是因为它总是晚点。第一次加班到那个时间，在站台等了二十分钟，才看见两盏昏黄的车灯从街角拐过来，慢吞吞的，像疲倦的眼睛。
老周是这趟车的司机。其实我不确定他姓周，只是听刷卡机偶尔报“驾驶员周师傅”，就这么叫了。他看起来五十多岁，也可能更老些。公交公司的制服洗得发白，袖口有磨破的线头。他总是坐得很直，脖子梗着，盯着前方被车灯切开的一小片黑暗。
这趟车线路很长，从老城区开到开发区，要一个小时。晚上乘客少，常常一趟就五六个人。有个总在人民医院上车的护工，拎着保温饭盒，身上有消毒水的味道。一对中学生情侣，坐在最后一排，牵着手不说话。还有个醉汉，有时在，有时不在，上车就睡，打呼噜的声音很响。
老周开车很稳。红灯前早早减速，慢慢滑过去。转弯时方向盘打得缓，车厢几乎不倾斜。乘客上下车，他总要等人都坐稳扶好了，才关门起步。站与站之间，除了发动机低沉的轰鸣，就只有报站器单调的女声：“下一站，文化宫。”
我习惯坐右侧第三排靠窗的位置。窗玻璃有细密的划痕，路灯的光在划过时变成破碎的光斑。这条线路我白天也坐过，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挤得动弹不得的人，汗味，抱怨声，司机不耐烦的喇叭。但夜晚这趟车是另一个世界，安静，空旷，像一条在深海潜行的船。
老周几乎不说话。乘客问路，他用最简短的话回答：“在对面坐11路。”有人刷卡失败，他抬抬下巴示意投币箱。只有在那个醉汉坐过站时，他会多喊一声：“师傅，终点站了。”声音不高，但足够把人叫醒。
车过长江大桥时风景最好。黑色的江面上有点点渔火，对岸的楼群亮着稀疏的灯。桥上的风大，能听见呼啸声。老周会在这时稍微开窗，让江风吹进来，带着水腥味。就那么一两分钟，然后关上。像完成一个仪式。
有个周三，大雨。车上只有我一个人。雨刷器来回摆动，刮不净倾泻的雨水。老周开得更慢了，车灯在雨幕里只能照出几米远。在文化宫站，一个没打伞的老太太招手。车停稳，她颤巍巍地上来，衣服湿了大半。老周从驾驶座旁边摸出一条干毛巾，递过去，没说话。老太太愣了一下，接过，擦了擦脸和头发。下车时，她把毛巾叠好，放回原处。
我注意到老周的左手腕有道疤。很长的疤，从手腕延伸到小臂，在制服袖口若隐若现。有一次急刹车，他扶方向盘时袖子往上滑，我看清了——是烧伤的疤痕，皱皱的，像融化的蜡。他没在意，把袖子拉好。
上个月，203路要改线了。通知贴在车厢里，很小一张纸。线路缩短，不再过江，末班车时间提前到九点半。理由是“优化线路，提高运营效率”。没人讨论这件事，车上的人都在看手机。
最后一趟末班车是周五。老周和平常一样坐得笔直，只是扶方向盘的手握得更紧些。乘客比平时多几个，都是熟面孔。那个护工今天没带饭盒，抱着胳膊看窗外。中学生情侣挨得更近了。醉汉居然清醒着，睁着眼睛发呆。
车过长江大桥时，老周没开窗。他开得比平时更慢，好像在数桥上的灯柱。江对岸的灯光比往日亮，新盖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冷光。那栋楼的位置，以前是棉纺厂的家属区。我小时候去过，现在连废墟都没有了。
终点站到了。乘客陆续下车。我最后一个，走到前门时停下。“周师傅，以后还开这条线吗？”
他转过脸看我。车顶灯很暗，他的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开不了了。”他说，“这车明天就下线，换电动新车。”顿了顿，“我也调到别的线路，不开夜班了。”
我点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下车时，听见身后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站台上只剩我一个人。车没马上开走，发动机还在响，排气管喷出白色的尾气。车灯亮着，照亮前方空荡荡的路。几分钟后，车动了，慢慢拐进停车场的大门。尾灯的红光在夜色里渐渐模糊，终于看不见。
第二天，新线路开始运行。还是203路，但站牌换了新的，电子显示屏滚动着红色的字。新车是银白色的，噪音很小，空调很足。司机是个年轻人，戴耳机，等红灯时会玩手机。
我试过坐了一次新线路的末班车。九点半，车上坐满了刚下晚自习的学生，吵吵闹闹的。车开得快，过减速带时会颠簸。江对岸的新大楼已经亮起了景观灯，五彩的，不断变换图案。
我再没见过老周。那条疤，那扇会在过江时打开的车窗，那些只有三五乘客的安静夜晚，都跟着那辆黄色的旧公交车一起，开进了某个不再回头的终点站。
昨晚加完班，我又走到老站台。旧站牌还没拆，但已经不再亮灯。我站在那个熟悉的位置，看车来车往。十点半，一辆银白色的203路开过，没停——这个站已经取消了。车灯很亮，照得人睁不开眼。
风从江上吹过来，带着熟悉的腥味。我摸了摸口袋，掏出一张旧的公交车票，是某次从老周车上取的。票已经揉得发软，字迹模糊，只能勉强认出“203”三个数字。我把它展平，又折好，放回口袋。远处传来轮渡的汽笛声，长长的，在江面上飘得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