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与曾国藩同年考取进士并成为一名京官。在父亲的催促下，二十一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前往北京发展，并由父亲引荐，李鸿章拜曾国藩为老师。李鸿章也没有给老师丢脸，24岁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擢升编修，渐渐显示出了不同常人的才能。
1853年太平军势力进入安徽，清军一败涂地，李鸿章也前往家乡筹办团练事宜。而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曾国藩编练的湘军不断壮大，渐渐变成一支劲旅，李鸿章便再次投奔老师门下。从此，李鸿章走上了“翰林边绿林”道路。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后，忠王李秀成带领大军在江浙一带攻城略地，上海慢慢变成一座孤城。而此时，只有曾国藩能救上海，但曾国藩也陷入了左右为难。一方面，出兵上海，并不符合他的构想，势必会打乱全盘战略布局；第二，安庆之战以后，湘军损失惨重，已无力去保上海。但是朝廷频频下达谕令，要求曾国藩即刻发兵上海救援。思来想去，曾国藩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学生李鸿章。
即便曾国藩知道李鸿章能当大任，但李鸿章在上海崛起的速度还是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想象。
因为兵力不足，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效仿湘军，回到自己家乡招募淮勇。然而上海已危在旦夕，并没有给李鸿章多长时间。李鸿章的军队尚未整理到位，6500名淮军将士便匆匆抵达上海，此时战火已经燃起。李鸿章深知这第一战的重要性，经过充分准备，淮军在上海虹桥附近与太平军正面遭遇，展开了一场大战，淮军力战三日，取得了一场大胜。由此，上海局势得到缓解，淮军名声大振。
赢是赢了，但是淮军自身也损失惨重，因为他们的装备差距实在太大。淮军刚刚抵达上海的时候，由于穿着简陋，装备简陋，被上海人称为“叫花子军”。而进入上海以后，李鸿章可谓大开眼界。当时上海驻扎着英法联军和美国华尔率领的“洋枪队”，他们配备的先进武器装备，看得李鸿章目瞪口呆，大为震惊。他丝毫没有传统的排斥意识，反而一股脑的扑上去，对这些西洋的器物和技术产生了疯狂的迷恋。此后的李鸿章使出浑身解数，和外国人打交道并想方设法购买先进武器，装备淮军。
想要扩军买装备，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而上海最不缺的就是钱。当时上海财政权掌握在江苏布政使吴煦手里，而吴煦长期在上海为官，根基很深，初到上海的李鸿章虽身为江苏巡抚，但对他根本不了解，对上海财政税收也难以下手。于是一天傍晚，李鸿章身着便服骑马来到吴煦道署，吴煦仓促出迎，两人谈了很久，李鸿章突然对吴煦说：“我愧为巡抚，对上海的财政税收等情况尚不清楚，听说你有简明的账薄，可否借我一看？” 吴煦心想：关于上海财政账薄很多，让你匆匆翻阅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挑了十几本呈上。李鸿章说：“账薄不止这些吧。”于是吴煦又拿了十几本呈上，李鸿章继续索要，吴煦又拿了一些来。这时李鸿章突然起身对吴煦说：“天色已晚，账薄中条目繁重，不是今晚能够看完的，我打包回去细细查阅。”命令随从掏出包袱，把这些账薄都打包起来，策马而去。
李鸿章确实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干家，他用这种近乎流氓的方式，摸清了上海的财政状况，随后便顺手弹劾了吴煦，换上自己的亲信。掌握了财源之后，李鸿章开始在淮军中大范围装备洋枪洋炮，并且在上海建立兵工厂。到达上海一个月之后，淮军便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一年之后的李鸿章的淮军已经发展到了四万多，并且火力装备远在湘军之上。
李鸿章的行事方式可以用“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来描述。他在招募士兵的时候竟然敢使用降兵，这其实违反了他老师曾国藩的教导。当然，李鸿章也并不是无原则的接受降军，他主要接收皖北一带兵将，利用地缘乡情笼络人心，身在上海的李鸿章将太平军的叛将降兵，变成了淮军最重要的兵力来源。
李鸿章在湘军中推广使用洋枪洋炮，对湘军并不保密。并且还把购买的稀世装备送往曾国荃的大营。曾国藩知道后总是劝阻弟弟张国权不必使用。因为他仍然坚持“结硬寨打呆仗”的简朴理念，认为这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根本办法，过于创新会损害执行力。
后来的历史是，平定太平军后，曾国藩主动裁撤军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他成为后人传诵、习的对象。李鸿章带领出一支更为强大的淮军，是洋务运动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也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所谓成大事者不纠结，在李鸿章身上体现得非常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