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接上回，理性决策有它固有的局限。
一是，无法将主观因素考虑入内，比如说身高，我身高1.87米，这是客观参数；可这到底算高还是矮？只能是主观。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高，但在2.26米高的姚明看来，那就是矮了。
再比如艺术，你可以说毕加索是世界最好的画家，我也可以说达芬奇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画家，谁都不服输，这就叫“各有所好”，理性决策管不了这些。
第二个固有局限是，在信息不充分或者是说不断变化的场景下，也会让理性决策决策不下去。
比如中国从建国后没多久就实施的计划经济，什么是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先弄一套有关经济的计划，先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给定下来，再按着这个目标，指定一套政策和措施，让经济在政府的计划下有条不紊的往前走。
在计划经济那个时代里，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说了算。
但政府哪里能全知全能？想要大伙生产多少，大伙就生产多少？
比方说企业A，一年能生产10万吨钢，政府说不行，太多了，只让生产6万吨，白白浪费了至少4万吨的产能不说，钱肯定也少赚了许多，如果政府不给补贴，那企业肯定不干啊，但如果政府给补贴，那不就成了“给钱让你别干活”。
反过来，如果政府弄个计划，说10万吨太少了，做20万吨吧！先不考虑A企业能不能做到，哪怕能做到，那也是不划算的，要不然A企业自个早就借钱弄20万产能，以此赚更多的钱，哪里需要等到政府来下指示。
历史上有名的“大跃进”，也就是这么来的。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决定带着全国人民一起，要在15年之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
这不切实际的计划，弄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立刻在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从335万吨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从1070万吨到3000万吨。
为了硬着头皮搞下这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钢产量上，号召“全民炼钢”。但时间太仓促，根本没时间好好教大伙怎么炼钢，结果技术不合规，炼出很多废铁，根本用不了。
而且炼钢还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铁矿不够，就让农民不要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结果粮食产量大减，弄得大伙没饭吃。
还不止，还得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能凑一点是一点。
好了，铁解决了，燃料又不够了，就让大伙上山伐林，把一座座青山砍得光秃秃的。
成，这下铁和燃料都解决了，炼钢所需要的高炉又不够了，那就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就为了拿砖块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总结起来，就是“高指标、瞎指挥，虚报与浮夸盛行”，让大伙原本好好的生活遇到严重的困难。
归根到底，是计划经济的操盘手们没深刻地意识到，社会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到处充满着不确定性，政府没法成为万能的上帝。因为现实情况大多数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处于模糊的中间态，整个决策，实际是“反馈—完善决策”的动态过程。
我们管中窥豹地了解了理性决策的优劣。
如果我们面临的是既定的问题，而且能获得全部有效的信息，在罗列所有与目标相关的决策方案后，准确地预测出每方案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所能产生的结果，那确实可以借助理性决策选出最优的决策，像“田忌赛马”一样，只是对已有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就可以取得完全不同的成效。
可惜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真正难的决策通常是复杂问题，而不是既定问题。
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我们得先弄明白：“问题是什么”，还得弄明白决策中涉及到利益相关者，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会怎么看待这些问题？采取怎么样的行为？
还得考虑时间与资源的限制。
在时间的限制下，人不可能把事分析到百分百妥当后再做决定，否则不仅贻误时机，更是得不偿失。
而在资源的限制下，任何人倾其所有，也基本不可能收集到决策状况有关的全部信息。
加上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要是将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都罗列在面前，可能大脑都宕机了。
退一万步说，把这些都弄清楚了，还有最后一关无法跨越，那就是只靠理性分析，没办法解决价值观冲突。
综合来看，理性决策本身是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但不能实现并不代表没有意义，固然我们没法让每个决策都十全十美，但在这条追求“尽善尽美”的道路上，我们寻得了“较善较美”，与这个“尽不善尽不美”的世界相处得更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