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亡的汊口小学
离开十八年，我又回到了汊口小学。这是我师范毕业工作的第一个地方，九年的青春，都安放在这片山坳里。
车停在村口，我沿着那条熟悉的石板路往里走，风里带着山坳里特有的湿冷。远远望去，那栋两层的教学楼还在，只是白墙斑驳得像老人的皱纹，木窗棂大多缺了角，有的甚至歪歪斜斜挂在墙上，像被遗忘的叹息。屋顶的黑瓦碎了好几片，漏出里面灰扑扑的椽子，屋檐下的燕子窝空了，只剩几根枯草在风里晃。
我走到操场边，那片曾经被我们踩得发亮的泥地，如今长满了齐膝的茅草，篮球架的木板早不见了，只剩两根锈迹斑斑的铁管戳在土里，像两根沉默的骨头。旁边的围墙塌了一角，墙根堆着枯柴和破瓦，那棵我曾倚着备课的桂花树还在，树冠依旧浓密，却再也没有孩子的笑声从枝叶间漏出来。走廊上的栏杆锈迹斑斑，我曾无数次倚在那里，看孩子们在操场上奔跑，如今只剩空荡的风，穿过一间间落满灰尘的教室。
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风穿过空荡的教室，把我的思绪吹回了十八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带着一身青涩，走进了汊口小学的大门。九年里，三位老同事的身影，早已刻进了我的生命里。
谢建平老师是我初入职场的引路人。他气质儒雅，慈眉善目，镜片后的目光总是温和得像山涧的溪水。每天傍晚，我几乎都会被他叫去家里吃饭。他的饭桌上总摆着一碟花生米、一碗腌菜，还有半杯自酿的米酒。他一边咪着小酒，一边翻来覆去地讲他年轻时在县城读书的故事，讲他如何在煤油灯下备课，讲他对山里孩子的期望。我就捧着碗，安静地听着，直到八点的钟声从山坳里传来，他才摆摆手说：“回去吧，明天还要早读。”那些重复的絮叨，如今想来，却成了最温暖的底色。
方共怀校长总是一脸凶相，浓眉皱起来像两道山梁，我们背地里都叫他“方黑脸”。可我知道，他的心比谁都软。他为人豁达，不拘小节，衣服上总沾着粉笔灰和鱼腥味。周末的时候，他常带着我们去后山捕鱼，回来就在学校的土灶上炖鱼汤，那鲜美的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次我因工作失误自责不已，是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摔几跤才会长大。”他的凶相下，藏着最柔软的包容。
邱道成老师是我们的数学骨干，精明能干，吃苦耐劳。他的教案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道错题都用红笔圈出来，耐心地给我们讲解。他最擅长辅导差生，总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让孩子们开窍。有一次我为几个后进生的成绩发愁，他拉着我去教室，用一根粉笔在地上画了半天，直到我眼里的迷雾散开。他的手掌粗糙，却总能在我迷茫的时候，轻轻拍在我的肩膀上，给我最踏实的力量。
如今，谢老师的酒桌空了，方校长的渔网收了，邱老师的粉笔盒也落满了灰。汊口小学像一位老去的亲人，在山坳里慢慢沉默。可那些人的身影，那些饭桌上的絮叨，那些课堂上的叮咛，却像山涧的泉水，在我心里永远清澈地流淌着。
消亡的是校舍，可那些温暖的记忆，永远不会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