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我总想用一种客观的笔调还原真实的他，不想因为写文，也不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刻意拔高他，把老师写得多么多么的高尚。老师不是神，是普通人，也食人间烟火，也结婚生儿育女赡养父母，也要为生计奔波，老师也渴望一种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
1984年秋，我在乡中读初二，教我们班数学的老师也是一位姓蒋的老师。
当时乡中学的教室、学生宿舍、老师宿舍都是五十年代建的土墙房，简陋破烂。老师宿舍在校园北面的四合院，四合院里共有十二间教师宿舍，有两套是二房带简易厨房和洗澡房的套间，是校长和主任带家属住着，蒋老师住的是四合院东边那栋最靠里面的那套单间，没有厨房，他用三块泥砖在宿舍门口架起了一个简单的灶。他带着儿子住在简陋的单身宿舍里，老婆带着女儿住在农村老家，周末放学，他带着儿子，像学生一样砍路回家。
有一次刚下课准备做课间操，蒋老师的父亲，一个脑头光光的秃顶老头，拿着一根茶树棒，咚咚咚气势汹汹地冲到蒋老师宿舍门口，见门关着，提起茶树棒朝着门就是嘭嘭嘭地使劲冲，嘴里一个劲地吼着什么。等我们做完操，值日老师把我们集中起来训话时，只见蒋老师从宿舍飞快地跑出来，冲过平时老师站着训话的土台，朝校门口方向跑去，他父亲从后面追出来，从地下检起块石头，呼！朝蒋老师砸过去，蒋老师马上举起手臂护住头，头偏了一下，躲过了飞来的石块，嘴角一扯一扯，脸干干的，眼神飘忽着，嘴巴反复嘟囔着:“不讲道理的。”全校师生都眼瞪瞪地注视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不知蒋老师与父亲到底因为什么闹得水火不容。
过了十来天，我们再次在蒋老师的宿舍门口见到蒋老师的父亲时，是跟蒋老师有讲有笑走到一起了。
蒋老师上课跟初一时的蒋老师一样，讲课逻辑分明，好玩，言谈举止风趣，让人捧腹。
不知蒋老师是记性差还是故意，他总是把学生和名字对错号，经常课堂上提问错把学生的名字叫成家长的名字，引起一阵轰笑，被叫的学生非常恼火，一脸愠怒又不敢作声。他见我时总喊我三哥的名字，我三哥曾是他的学生,他喊一次我纠正一次，到后来我参加工作都没有纠正过来。
初二的数学分代数和几何，内容增多，难度也加深，相对初一数学来说，是高山一样的跨越，没有几分天赋和勤奋是难学得好的，我的很多同学在初一时成绩不错，一进入初二成绩就纷纷落马，女生犹为明显。尽管如此，我还是每天都盼望着上数学课，蒋老师讲课好玩，常让我们笑到肚抽筋，在欢笑中不知不觉地掌握了数学那些抽象的概念、定义、推理和演算的方法。记得老师在讲画三角形的角平分线作图方法时说，画三角形的角平分线是要掌握专门的方法和技巧才能准确画出来的，不是想当然乱画;不是戏台上唱拿伙嗨(广西彩调的一种唱腔)，脸歪一点，笑一点，都不会有太大影响，数学上的数据一定要精准。以后一提到三角形角平分线作图法我就想到当时老师讲这一内容的情景。
课堂上少不了有学生讲话开小差，老师总是稍停顿一下，满是唾沫的嘴角一扯一扯地抽动几下，似笑非笑地望着那些开小差的同学，说:“你们是喝了马尿还是捡得马蛋？注意啵，看到黑板上来啵，没会就用心点啵。”有两位街上的女同学，打扮得花枝招展，嘴巴叫喳喳，学习一蹋糊涂，有一次上课，不知两人在下面讲些什么笑得东倒西歪的，老师走到她们座位旁边停了一下，嘴角扯了两下，说:“你们两个上课怎么像羊下崽一样跳零零的？学东西又不会，又不认真！”两女生脸红红的立马伏在桌子上不敢抬头。
老师讲话虽然刻薄但不乏风趣，激发了我对数学课的兴趣，做几何证明题犹甚。课后的作业除做完老师布置的外，没布置的我也是一题不漏地做完，也经常跟蒋老师请教数学上的问题，周末总忘不了带数学书回家学习。
我在数学科的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得到老师多于其他学生的偏爱是自然的。
初二期末，地区水利电力公司举办的中学生水利夏令营，要求每所中学选一位三好生代表参加，教师会上，几乎我们所有的科任老师都提名让我参加，就是我们的班主任潘老师提了我们的班长——班主任的外甥的名字，而班长又是成绩平平，潘老师提他的名当然仅出于个人感情，蒋老师立马反对:我就同意刘金波参加夏令营，你们提谁我也不同意！虽然蒋老师有私人感情的成分，但我的学习成绩是铁定的说服力。我作为三好生代表参加地区水利夏令营已是毫无悬念。
1985年的暑假，我如期到县招待所报到参加了地区水利夏令营活动，参加那次活动，我平生第一次住上豪华宾馆，第一次坐小车到我们县各个水电站、水库游览，吃好、住好、玩好，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享受过的，那种荣誉感，让我自豪了好久，也出尽了风头。当然我的荣誉里有很大部分是蒋老师的功劳。
可惜蒋老师只教我一年数学，初三时我们班又换了数学老师。以后我再没遇到过这么有趣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