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度使用的身躯不堪重负，至此，我放弃仰望没有星星的夜空，也无力再俯身跪地，却只是平行地凝视惯常，像一只认真睡眠的猫那样。”
——塔塔

“长舌的守夜人”、“拥有四种色锥细胞的誊录者”、“二十一世纪最后一个伟大作家”（笔者对此美誉持保留态度，鉴于个人对本世纪前景的悲观态度，换言之，文学生命力的乐观态度）塔塔于昨日进行了一场文学放映会，暨最后一部小说的放映会兼销毁仪式。有幸受邀到场的文学记者为数不多，笔者是其中之一。（据说，三百封邀请函是塔塔亲自按照个人偏好选择分发的。我收到的那封右上角印有编号“297”，不知是否意味着我是塔塔先生喜欢的人类中最令他生厌的。）

塔塔的盛名至少一部分得益于他的多产。过去四十余年间，他总共出版了包括杉树奖获奖作品《黑枸杞与红柚》在内的12部长篇小说，以及《滥调》、《滥调的二律背反》等8本中短篇小说集，直到8年前，传出塔塔先生封笔的消息，甚至有人认为先生已经离世。我有幸见证了先生的复活，尽管只有短短25分钟，教人眼睛都不敢眨。塔塔的新作，一篇自诩“乏善可陈”的中篇小说，名叫《七秒钟》。经常有人说，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若是真的，金鱼的生活可谓令人艳羡而又可怖。（当然那是假的。）塔塔让三百位读者（观众？）卡在一家陈设如怀旧剧场的大影厅的座位里，通过滚动放映的形式欣赏了《七秒钟》，每一小段文字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恰好为七秒。读者不被允许携带任何摄影、录音设备入场，但塔塔并未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的事后回忆、传播，因此我个人认为本文不会冒犯到先生。——就算老先生要找我麻烦，他最锋利的武器也已经掩埋掉了，在《七秒钟》正式放映前，塔塔上台宣布此生不再创作。

我在走出影院后用最快的速度写下了我能记得的所有内容，可大脑总是在生死关头背叛长官。虽然之后的十几个钟头里，我的脑子总时不时弹出些东西，我已决定浇灭对于零碎事实的热爱，因为即时的感受是时间之箭最顾不上的东西。趁那些感受随着排泄物掉进下水道前，我得赶紧成文。

《七秒钟》的主人公是一个二十九岁的男人，受过高等教育，衣食无忧，一位行为实验的标准被试，你走进咖啡店会碰到八个的那种男人。塔塔却在这种惯常中发现了怪异，在有意义的定语的缺席中创造了不确定的确定性。如果你读过他的长篇处女座《成为直角边》以及成熟期的代表作《高塔上的劳伦斯》，一定对故事中那些逻辑上可设想但异常刺眼的角色印象深刻：在丛林中种植大麻并报警让人逮捕自己的丧偶老人、日复一日钻研永动机最终被自己的科研成果惊吓致死的图书管理员、失去双腿后因神经联结错位沉迷于唾手可得的性高潮而最终心脏病突发的退伍士兵……可《七秒钟》的主人公帕帕几乎——用塔塔自己的话说——乏善可陈，他是疯人院中无数个穿着不合身的条纹病服的其中一个，是大规模恐袭伤亡人数的个位数之一。然而，塔塔并不是简单地向惯常屈服，反之，他英勇地直视着惯常，他凝视地够久，就像当你盯着一个汉字看，直到不再认识它。或者说，当实在界本身就是一所疯人院，当每一个事件都是一场恐怖袭击，惯常也就不再普通，它会在你精神涣散之时惊愕地闯进来。一个普通人，并不意味着一个与戏剧冲突无缘的人。塔塔在他的天鹅之歌里，与几十年来刻意制造疏离感的惯用伎俩决裂，却又同时继承了怪异的精髓，将恐怖上升到了不安。读者仍然会惧怕他的人物，只不过这一次惧怕不再有明确的所指。你不知道你在惧怕什么，便是不安。

塔塔曾说：“写小说的人只有两种，翻来覆去写开头那句话的人，和一开始就安顿好结局的人。”这两种人何尝不是一种人？至少塔塔是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书写同时被傲慢与畏缩淹没，他的书写充斥着矛盾与缺漏，却总能在皱纹与故作扭曲的表情中涌现出一条明晰的航道。“帕帕，这个二十九岁的独居男人，惊喜地发现一只孤零零好久了的袜子找着了伴。他有一隔抽屉专门存放落单的袜子，有些进去了就没能出来，有些只是匆匆过客。帕帕欣喜若狂：我又能愉快地写上好几页呢，今晚。”（我已尽力回忆，若有出入，实属无奈。）是呢，这是个多无聊的形象，为无聊的琐事欣喜若狂，把无聊的袜子套到脚上，甚至连他唯一显露在外的危机都老套到无聊透顶——一个拿着不错薪水的年轻人，突然感到必须创作一本惊世巨著的紧迫感，仿佛不立马奋笔疾书就会遭天谴而暴毙，于是他辞去工作潜心创作，又困于文思淤塞，后悔但又不敢后悔，大声疾呼但又深觉羞耻。更可笑的是，塔塔引入角色的技巧顿时没了踪影，始料未及的平铺直叙显得敷衍，甚至有自我放纵的嫌疑。“帕帕，二十九岁的独居男人，孤零零好久，就和满抽屉的袜子一样。”不像是地方日报的征友启示吗？五十块钱就可以刊登一条！没关系，反正这报纸也卖不出几份。塔塔似乎占有了他的主人公，也被他的主人公占有了，反正孤单久了，无所谓了，就算把没贴邮票的明信片扔进邮筒也毫不心悸。太多人写过怀才不遇的作家，或是自视甚高但其实糟糕透顶的作家，可是塔塔抛给我们的帕帕，多么怪异，他不曾拥有什么双面人生，更不愤世嫉俗，他甚至热爱曾经的工作，也不把文学创作想象成崇高的事业。——他只是被奇怪的东西攫住了，他被迫悬置了对这个东西的价值判断，他的咽喉被掐住了，不管是打成死结的袜子或是命运之类的什么东西。

是否正是因为故事本身的疲软——当然，我不敢妄言它浅薄，我希望它是一块牛筋，愈嚼愈让人咬牙切齿，而不是猪软骨——塔塔才选择了形式与质料的不可能的嫁接，把脚塞进小两号的鞋子里，走出滑稽的步调？如果影院算得上博物馆黑黢黢的表兄，《七秒钟》是刻意钉在里面的小便池，还是施工人员无意掉落墙角的砖头，引得无辜的众人驻足沉思？说到底，形式与质料真的可以完全没有亲缘关系吗？在塔塔的《七秒钟》那里 ，他们被不同的母亲生出来，刚成年就迫不及待地结婚。在许多别人那里，他们同胞，偶尔被允许乱伦。塔塔的把戏时常显得轻佻，甚至幼稚。故事中的帕帕养了一只猫。第一次出现时，塔塔是这样写的：“帕帕终于定神坐下，可那愚钝的猫直挺挺地蹲着，用上扬三十度的目光把他的思绪击散。哦，你永远不会懂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就像我撬不开你的小脑袋。帕帕只好抱起它，抚摸它惨白的、下垂的腹部。”再一次写到猫，却是，“猫盯着帕帕，他感到异常可怖，他后悔收养一只通体黑色的玩意。他曾以为自己骑在神秘论者的头上。”帕帕的猫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或者他有两只猫？还是说，第一只惨白、松弛的玩意真的被帕帕“撬开了小脑袋”？（想到这种解法时，我不禁大声嘲笑自己的想象力。）当读者被彻底剥夺了审视和质疑的能力，他们的权利也消失了，他们放任自己被无意地冷落甚至恶毒捉帕帕捉弄。狗一旦脱缰就追不回，因为我们害怕被反咬一口。帕帕巧借形式为质料的不负责任赢得了豁免权，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作者要为读者的不安负责，两者的身份本质上从来就不对等。然而，这一次我们心甘情愿，甚至有些快感，因为读者被否定权利的同时也无需再为自己的阅读负责。不瞒您说，人生来喜欢被嘲讽和凌辱，只要他确证反抗之不可能。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就没有存在过。片段如果不是在纸上毗邻而居，他们只是碰巧长得亲切的陌生人。物质世界也从未拥有过一部电影，胶片与大脑共谋欺骗了我们。帕帕在荧幕上点燃一朵朵烟花，硝烟也许需要时间吹散，但每一朵烟花都只有七秒钟的闪亮。引爆、滞空、湮灭、延宕，不自然的节奏构建危险的心理张力，血液循环也为之改变节奏。当我们看到那些小流星一般的比喻，多么希望能有奢侈的慢镜头帮我们留住它们——天很快黑了，像失足掉进下水道；帕帕嚎叫，他憎恶自己矫揉造作的比喻，它们扎眼，像女人两腿间的鸡巴；可怜的袜子啊，它们是永远上不了战场的列兵，是误杀了自己的侦查员的狙击手；他无法停笔，精疲力尽，字渐渐变成越来越深的红色，溢出血腥味……然而我们终究来不及，帕帕仿佛预先宣判了没有一句话值得凝视，这个世界可供书写的空间早已太挤了，陈旧的意象摩肩接踵几近窒息，后来者必须懂得谦卑识相，你追我赶匆匆退场。没有任何东西仅仅因为短命而弥足珍贵，但它们的幽灵伏在你肩上耳语：可能性方才流淌开来便被堵死，你甚至没有理由痛惜。

《七秒钟》的结尾，帕帕反复修改自己小说的结尾，他觉得“每一个形容词都怀着恶意看他”，没有一个是温顺的驯兽，愿意填满反光的空白处，他怨恨“世界上的标点符号太多，却没一个好用”，他甚至绝望地“想要发明新的标点，可新的标点又张牙舞爪，要求新的语词”。帕帕背负着原罪而书写，这欲望不请自来，据理力争得青筋暴起，帕帕把自己看成完美受害者，却又沉溺于羞于启齿的快感。他与之肉搏，可每一拳都像打在云朵里。他被迫爱上受胁迫的感觉，因为除此之外无物可爱。每一次读取记忆，他都冒最大的风险将其重构，直到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没有后路可以退。人们在餐桌上含着痰念完祷词，是为了能够吃饭，人们在教堂里认认真真，回声嗡嗡，也不知为了什么。七秒钟过后，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