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人，很多东西都是自学成才。除了写文章这个本行，他年轻时还自学过世界语。虽然以后也没用到，但说明父亲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探索。
少年时候父亲读过私塾，书法和国画都通晓。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画蝴蝶的黑色染料，是拿一张纸，放在豆油还是什么油灯的上方慢慢熏，把熏出的一层烟黑刮下来，可以制成最好的颜料。据说这颜料细腻乌亮，有特别的效果。
父亲还无师自通学会了二胡。文革后期京剧样板戏盛行时，父亲可以把所有“西皮”“二黄”，“慢三眼”等等拉得有滋有味。据他自己说可以“包腔”（意思是唱什么戏都能包伴奏）。
父亲还热衷研究各种与汉字有关的知识，记得他教过我四角号码查字法。他对简化汉字，拼音改革等都热情推广宣传，甚至对中文电报编码也有兴趣。记得家里的抽屉里，有一本近正方形的邮政电码本。这里边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特定的四个数字。虽然这不是密码而是发电报用的明码。小时候的我，还是觉得非常神奇，常常把家里人的名字，翻译成电报号码，或把一段话变成一组组神秘的数码。小伙伴们来玩，我偶尔也会拿出来显摆一番。
这本被我当成玩具的电码本，还真的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
这个故事跟姐姐有关。当年，姐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按照当年的政策，是哪来哪去，没有毕业分配的选择和悬念。
那年姐姐要毕业了，我们只等着她回家。我推着自行车去离三四里外的汽车站接她（我不会骑只会推），一连三天都没接到。那时也没有电话，只好继续等。不料等来一封电报，电文只有五个字：“要事速来济”（济指济南，作者注）。那个时代平常人极少发电报，除非有特别的急事大事。因为按字数收费，为了省钱，都是尽量简短。姐姐也没属自己的名字，也不知是不是她发的。更要命的是，收报人父亲的工作单位基建部，电报上写的是基础部。
本来就等得心急如焚的母亲，这时一点儿也不往好处想，认定姐姐发生了不幸的事，是校方发的电报。不然，怎么可能女儿连父亲的工作单位都搞不清呢。
父亲一边劝母亲不要哭，一边翻出他的电码本一查，原来电码是对的，这说明发报人写的地址是对的。是收报邮局这边的译报员译错了。面对这板上钉钉的证据，母亲才渐渐止住了眼泪。
第二天父亲赶去姐姐的学校，其实是因为毕业分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手足无措的姐姐只好打电报求助。当然父亲去也没用，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去到比我们更深的山沟里。
父亲是个乐观主义者。当年在省教育厅时赶上文革，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游街，他说只当是在演“活报剧”。后来在“五七干校”，夏天光着膀子拿一破蒲扇卖西瓜 ，心里想着济公活佛。
后来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时，许多人官复原职，补发工资。母亲催他去申办。父亲说：“那么多人在运动中命都丢了，我们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后来还是母亲替他递交材料，才把当年行政降级处分取消了。
而今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的遗物被锁进一个大箱子里。因为怕母亲睹物思人，箱子很少打开。我希望那个电码本儿还在，因为它在我们的记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