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虽名为皇族后裔，但他这一支属远支旁庶的一脉。尤其是到了西汉后期，刘氏皇族的子孙遍布天下，《汉书·平帝纪》载：“宗室子，汉元至今，十有余万人。”可见，到了西汉末年，刘氏宗族后裔的数量是何等的庞大。刘秀的这一支族人生活在南阳，地位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刘秀这里，更是完全成了布衣平民。故三国时代的曹植曾言：“汉之二祖（即指高祖刘邦、世祖刘秀），俱起于布衣。”

公元前6年，刘家的稻谷丰收，田地间甚至出现了一茎九穗的现象。就在这一年，刘秀出生了。刘钦夫妻对小儿子降生在这样的好年成非常高兴，特地为他起名为“秀”，意思就是庄稼出好穗。

刘秀有两个哥哥刘[插图]、刘仲，还有两个姐姐刘黄（后来的湖阳公主）、刘元和一个妹妹刘伯姬。刘秀9岁这年，他的父亲刘钦去世了。刘秀兄弟三人从此寄居叔父刘良家中，几个姐妹则继续跟随母亲生活。

刘秀为人，与其长兄刘[插图]不同。刘[插图]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豪杰，欲图大事，而刘秀则“多权略”，处事极为谨慎。

有一天，刘秀在地里除草，刘[插图]率领宗室的几个兄弟和他的宾客侠士都围了上来。刘[插图]指着刘秀说：“我的小弟喜欢耕作，能够喂饱自己的肚子，你们说跟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是不是很像啊？”大家都笑了起来，刘[插图]又说：“诸位如果将来成就了大事，别忘了提携一下我的小弟。”那些人都开始七嘴八舌地嘲笑起刘秀来。刘秀听后脸涨得通红，他没有生气，但却似乎顿悟：天下大乱，从事耕作的确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他扔下锄头，走出田间，愤然而叹：大丈夫生长于天地之间，你们能够建功立业，我也可以名垂青史。

公元8年，王莽废汉立新朝后，刘氏宗亲后裔失去了所有的特权和财富。刘秀家成了普通的老百姓，过着与从前截然不同的窘迫生活。这样的生活令刘[插图]非常不满，经常在家中大发牢骚，声言定要重振大汉王朝。此时刘秀开始发奋读书，博览群史。20岁时，同龄人都纷纷成婚聘嫁，而刘秀却带着微薄的盘缠，毅然北上当时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求学。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进入太学，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专门攻读《尚书》。但他绝不固守一经，而是通览博学。他力争做到一有空闲便学习和研讨儒经文艺，“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在长安，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也磨炼了心智，他非常关心时事、关心政治，《东观汉记》中说他“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县为同舍生解说”。勤学好思，广泛接触社会，使刘秀在政治上逐渐成熟起来。

后来因家境困难，刘秀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家乡，与姐姐刘元的丈夫新野人邓晨一起靠贩卖粮食为生。

有一次，当地名士蔡少公召集许多读书人聚会，刘秀和邓晨也一起前往。由于他们都是后生晚辈，所以只能陪坐末席。这位蔡少公，喜欢研究图谶预言之学，这天的聚会也不例外。蔡少公忍不住讲出自己的研究心得：以蔡某对图谶的参详，将来的天子将是刘秀。有宾客一听到这里，就连忙站起身来，问蔡少公：莫非预言所指的，就是国师刘秀？他所说的刘秀是王莽的国师刘歆，此人也喜欢研究图谶，也许是为了应验这个预言，刚刚改名为“刘秀”。

蔡少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身处末座的刘秀就忍不住反驳道：“为什么非要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物？怎么见得就不是我呢？”刘秀这句话顿时引来了满堂的嘲笑。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文质彬彬的青年竟然敢跟国师相比，真是自不量力，可笑之极。

若干年之后，蔡少公的预言果然应验。可见，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是那个热衷农桑的青涩少年了，在他胸中，早已隐伏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长安太学中的学习经历，使刘秀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学历”最高的一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称刘秀是“最有学问”的皇帝。

刘秀由于自身“有学问”，所以称帝后非常重视有学问的儒者，注重学问的推广和普及。在这一点上，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往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说刘秀“帝本好学问”，刘秀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 “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开国功臣多出身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佑等凡十四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赵翼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他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一时“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年），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 “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形成了“诸生横巷”的空前文化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