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105岁高寿，仙逝了。记得曾经从图书馆借阅过柏拉图《斐多》篇的杨绛译本。这个译本比较特别。杨绛先生是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翻译这一名篇，来排解忧痛。这实在是做学问人的一种独特方法。其实，说实在话，学问中人，欲抹平人世间的忧伤，大概也只有从学问中求得。篇中苏格拉底的智者之论，就像“登门的劝慰”，在此情此景中，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切感。
《斐多》篇，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临刑前的对话，讨论“生死大事”这一议题。我们凡俗人，平时总觉得谈生活还容易一点，谈死亡就有点虚玄。至于要劝慰别人从容对待死亡，或从死亡的忧惧中“竦身摆脱”，这个话总觉得不容易说得恰到好处。常言“圣人无情”，这是凡人学不来的。凡人一学，要么成为“真无情”，成为冷酷了，要么难以自圆其说，硬说一气，最后竟不知不觉说到死亡的种种“好处”来。这与人情物理实在差得太远，别人接受不了，自己恐怕也会“吓一跳，马上闭嘴”。所以，平时在这样的情景中劝慰人，女性还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陪着一起抹眼泪；男子那就简直没有办法，大致不过是拍一拍那人的肩臂，也就默默地走开去了。
《斐多》篇中，智者苏格拉底临刑，致命的处死的毒药已在近旁，可谓“直面死亡”。他却谈笑风生，与他身边一脸愁容的学生、朋友，恰成鲜明的对照。看来，苏氏也是“圣人无情”的一路，不是常人的冷酷或者漠然。苏氏的理由是，人生下来，其实就是在“学习死亡”。因为照哲理而论，变动不居者是虚妄，易流逝，不可靠，于万品中属“品格”低的一路。我们的人生，就是要在这些变动不居者中，学习访求“不变者”。死亡，就是不变者。那岂非人的一生就是在学习如何死亡吗？ 如果直面死亡之时，反而忧伤恐惧，岂非“叶公好龙”之流？ 这些话，虽名义是苏氏“语录”，但柏氏理念论的味道甚浓。我们凡俗人总离不开情意两字，总还觉得这几句话，不大容易把我们彻底说服。其实，佛教的起源，也是从思考“生死大事”而来，空无不执之说，与《斐多》篇中此论，也十分相像。再联想开去，中国道家所谓“常道非道，常名非名”之类的话，也是不约而同。大概要摆脱变动不居生活中的“忧难愁烦”，总离不开树立一个“不变者”来化解。
《斐多》篇中还有一句话，到了现在还能够记住。这话是，人的知识其实是一种回忆。篇中苏氏的看法是，人的灵魂不灭，上天入地，居处不去。所以对它而言，“太阳底下无新事”，所有的所见所闻所思，都像“种子”一样潜存。到了时候，就会“萌芽”，看似“新知”，不过是“旧闻的回忆”。这些话，也有柏氏理念论的味道，暂且不去管它。但有时候，我们在求知中，也会有一种灵光一现、似曾相识的感觉，所谓的“心有戚戚焉”，可能就是这样。这与苏氏“回忆”的说法，倒有一点像。
这实在很有意思。知识其实是一种“活体”，留存下来的就像是煤和石油。它们的本身实在是远古活生生的动植物。到了现在，用火一点燃，它们又熊熊地燃烧起来，回复它们活体的本来。这个，大概也是一种“回忆”吧。
（发表于文汇报“笔会”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