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墨杨
1970年生于辽宁的周云蓬被称为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人物。而他9岁失明，15岁弹吉他，19岁上大学，21岁写诗，24岁开始四处漂泊。而他的漂泊并没有让他一无所有，除了自己的歌曲之外，他的诗歌也同样得到了认可。他的诗歌《不会说话的爱情》曾获得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诗歌奖。
周云蓬这些的这些奇幻经历已经化为歌词，而他的那些歌曲都是饱经沧桑的音符，都是在无数次跌倒后重又拾起，放在口袋里的歌谣。
首先是歌曲《盲人影院》，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歌曲，歌中周云蓬讲述了他少年时代的经历。还是一个孩子周云蓬在九岁时失去了光明，从此耳朵便成为了他的双眼。他喜爱艺术，喜爱音乐，喜爱电影。
电影是他的艺术启蒙，在"盲人影院"中，有无数想象的画面化成诗句，带着周云蓬四处飘荡，靠卖唱为生。"
他去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还有昆明，腾格里沙漠阿拉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圣城。"他热爱诗歌，他喜欢"嚎叫"，他欣赏Beat Generation的理想，因为他也是一个漂泊的"垮客"。
周云蓬的声音让我想起了美国传奇民谣歌手Lee Hazlewood，我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他的唱片送给周云蓬，因为我知道，通过音乐，一个人可以得到多少精神的力量。
再来听歌曲《沉默如迷的呼唤》，从1992年开始写诗的周云蓬把自己的细腻的感情溶进了比和弦更能打动人心的歌词。灵敏的耳朵可以听见"沉默如谜的呼吸"，而这呼吸正是穿过黑暗深出的一阵阵微小的撞击，这是生命存在的印证，这是来自内心的挣脱。
【世界不见人，但闻耳语响】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没了大儿子，二儿子就担负起长子的责任了，失明大半辈子，安身立命多靠耳朵。
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宁很纯。
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应该能够感知得到。
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听到没看到，不算流氓。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开始学乐器了。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跟算命、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论先天禀赋，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我有一些音乐天赋极佳的同学，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或者暖气管气流阻塞发出“呜”的一声，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相对应的音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某首歌刚被唱完，第二天就能把歌曲默写成谱子。所以，有很多莫扎特一样的盲童，只可惜后天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没能成为音乐家。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了，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
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
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
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真是入心哪，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理喻的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谁请你可怜了！可怜之人又不是宠物，有义务总是可怜见儿的吗？或许可怜别人可以把自己升华成贾母？
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车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二十一世纪，自己进录音棚录了个人专辑。晚上关起门拉上窗帘，在屋子里偷偷听自己的歌，就像在一间空房子里遇到另一个克隆的自己，又尴尬又陌生，还有点近亲结婚的负罪感。其实耳朵是向外的，它对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很陌生，还有些抵触。
出了唱片以后，开始上舞台演出了，舞台上有监听音箱，仿佛一个演员照着镜子为台下的观众表演。监听音箱不总是那么音质优美，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有时刺耳得像驴叫。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你：“台下可好了！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摇头晃脑地做陶醉状，把歌唱完。
也有时候参加大型音乐节，咫尺之间几个舞台一起开唱，你上台一把小吉他轻轻拨弄，民谣音乐娓娓道来，赶上对台是个重金属乐队，长头发旗帜一样地狂甩，鼓敲得震天响，你根本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这时你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组建一个音量大的乐队，发挥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生活越来越喧嚣，每个人都更大声地说话，捂着耳朵拼命表白。“调音师，给我音量大一点。”“调音师，我要音量更大点。”可能音乐在一百年前比现在的音量小得多，由于世界本身安静，耳朵听了一样震撼。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现场录音，就算最噪的乐队，它的低音和总的音量分贝，比起现在，也只算是浅吟低唱。
世界将越来越吵，人类的耳朵会越长越大。可能将来自家晚饭聊天，每个人都得拿个麦克风。可那样的世界对于失明的人就苦了。
我八十年代在沈阳走街串巷如闲庭信步，九十年代在北京经常背着音箱拄着盲杖从北大去西单卖唱。
到二十一世纪不行了，城市巨大的轰鸣，湮没了我的听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声更比一声高。
我站在街上，真是眼又盲，耳又聋，寸步难行。偶尔到大饭店吃饭，人们隔着桌子如喊山般：“老周，你好！”真是咫尺天涯啊。
耳朵跟我说：你年龄大了，不需要总混江湖了，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在社会最底层漂泊多年的周云蓬的歌曲歌唱的正是身边的这些故事，无论是诗韵性格的《空水杯》《山鬼》《幻觉支撑我们活下去》，还是反映了现实窘境的《我听到某人在唱一首忧伤的歌》和《失业者》，这些都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歌曲，愈加听辩，愈加为之感动。
我所知道的盲人音乐家都和周云蓬一样，他们拥有灵敏的耳朵，他们对音乐的感知也更为清晰，看不到俗家纷争和花花世界，听到了社会哭诉和命途多舛。
Steve Wonder歌唱过"内视的幻觉"，Ray Charles唱过"在黑暗中我能看到一切"。
周云蓬，他可以听到"沉默如谜的呼吸"，我们不必担心，祝福他好运。
参考《行走的耳朵》，周云蓬/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