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西汉名臣，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
李广，西汉名将，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19年。
从时间上看，贾谊比李广早死了快半个世纪，说李广之死跟他有关，不是扯犊子扯得天雷滚滚了吗！
嘿，严肃点，咱们聊的可是正史呢！
文字里的历史，往往需经过认真地推敲，才有望拨开迷雾，触摸真实。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晓飞将军李广的自杀之谜。
李广的自杀，堪称古代史上的一大悲剧，引发后人的无限同情。
自杀之前，李广曾留下一段遗言，用来解释他何以走上绝路，《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的原话是：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这话显然分两层意思，由于后人往往更关注前一层意思，故而顺理成章地将悲剧的发生统统归罪于卫青，以及卫青背后的刘彻。其实，更大的真相恰恰隐藏在后一层意思里。“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这听起来纯是气话，其实不然。老将军的“不能”二字中，实有难言的大苦衷。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须将眼光放远些。事实上，在两百多年的西汉历史上，大臣自杀的现象屡见不鲜，择其要者来说：
武帝时，三位丞相李蔡、赵周、庄青翟及御史大夫张汤自杀；
宣帝时，有扶立大功的大司农田延年自杀；
元帝时，声望甚隆的帝师萧望之自杀；
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尹忠自杀；
哀帝时，丞相朱博自杀……
这些人自杀的原因不一而足：
李蔡是被指控盗用了景帝陵园的空地，自杀；
赵周是因诸侯王献给朝廷的助祭金成色不足，面临疏于职守的指控而自杀；
张汤和庄青翟的情况比较复杂，一开始是张汤企图扳倒丞相庄青翟，取而代之，结果反遭三位丞相长史构陷，被武帝几次下诏责问后自杀，不久张汤冤情大白，三长史被处死，庄青翟下狱，自杀；
田延年是被指控犯有贪污罪，羞于入狱而自杀；
尹忠是因提出的抗洪方案不太靠谱，遭成帝呵斥后自杀；
翟方进是因天象出现异常，被迷信而心虚的成帝一顿训斥，被迫自杀以“谢天下”；
朱博是因一封弹劾书惹恼哀帝，畏罪自杀。
最冤的人，莫过于萧望之。他曾是汉元帝最信重的大臣，性情刚烈，崇尚节操。有一次，元帝被谗言所惑，下令将萧望之交付廷尉讯问，以“塞其怏怏心”，也就是磨磨他的性子而已。官兵到来时，萧望之身边有个得意门生叫朱云，这个书呆子居然劝老师自杀，还亲手准备了毒酒，萧望之喝下毒酒，当即身亡。元帝闻讯痛哭流涕，可怜他之前还想着要拜萧望之为丞相呢！
以上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即当事人罪名尚未确定，只是面临有罪的指控，充其量只能算犯罪嫌疑人，甚至有的连指控都还没有，便“迫不及待”地自杀了。
上述都是跟皇帝接触较多的公卿大员，而低级别官员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比如汉武帝巡游地方时，先后有两位郡守因仓促中招待不周，不等武帝降罪，双双自杀。
再比如，苏武出使匈奴，因副使参与匈奴内讧而遭连累，他的第一反应是拔刀自杀，因救助及时幸而不死。
苏武的哥哥苏嘉、弟弟苏贤都是武帝侍从，有一次苏嘉扶辇下殿阶，失手撞断了车辕，被官员弹劾大不敬，当即拔剑自杀；苏贤则因奉武帝之命追捕逃犯，没有及时捕到，惶恐中服毒身亡。
回想汉高祖、吕后的时代，尽管政局动荡、杀戮很重，但并不存在一有风吹草动就抹脖子的现象。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大人物，竟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呢？
探究其中缘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西汉的酷吏政治。尤其是武帝时期，酷吏的猖獗令人闻之色变，而这恰恰是自杀事件多发的阶段。本身就是酷吏的张汤，之所以不力辩其冤而选择自杀，与他洞悉牢狱的黑暗似不无关系。但是，酷吏政治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案件，毕竟“好死不如赖活着”，若非情不得已，没有人会轻易走上不归路。所以，大臣轻率自杀的现象背后，一定另有玄机。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汉政治最开明的文帝时期，当时政坛上活跃着一个很特别的人物——贾谊。
文帝前六年，即公元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了著名的《治安策》，提到当前九大弊政，认为“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其中“可长叹息者”之一，就是戮辱大臣的做法。贾谊拿“投鼠忌器”为喻，认为大臣都是天子身边的人，不应和平民一样受到戮辱。
那大臣犯罪了怎么办？贾谊的建议是，如果是谴责范围的小罪，大臣们应主动身穿丧服，带着佩剑来到一个叫“请室”的地方，接受处置。如果是中罪和大罪，听到了判决就自杀，而不再受刑辱，这就是所谓的“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
文帝听从了贾谊的建议。“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汉书·贾谊传》）
后来，文帝的亲舅舅薄昭犯了死罪，文帝就派公卿们去和他喝酒，劝他自杀谢罪，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哭吊，一直到薄昭自杀为止。这种风气流传下去，渐渐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对注重“先王之法”的古人而言，其权威性绝不亚于法律条文。
所以，李广的自杀，表面看是宁折不弯的个性所致，其实更是当时的官场风气使然，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始作俑者正是贾谊。
冥冥之中，贾谊就这样“谋”杀了李广。
直到西汉末年，终于有位大臣向这一“先王之法”提出了挑战，那就是汉哀帝的丞相王嘉。王嘉的为人，史书记载的是“刚直严毅有威重”（《汉书·王嘉传》），可惜他遇到的是哀帝这个昏君。王嘉屡次犯颜直谏，渐渐成了哀帝的“眼中钉”。后来哀帝终于找了王嘉的一个狠茬，召他到廷尉衙门受审。
使者赶到丞相府的时候，见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丞相府的属员们流着泪，在那里忙着调和毒药呢！药调好了，可是王嘉不肯喝，属员们面面相觑，主簿劝道：“将相不面对法官诉冤，这是世代沿袭的惯例，您应当自裁！”此时，使者正如同“催命鬼”一般，板着脸在府门口等着。主簿再次奉上毒药，王嘉将药杯掷于地上，怒道：“丞相有幸位列三公，如果有负国家，理应在都市伏刑示众，丞相难道是小儿吗，为何要服毒而死？”说完，王嘉穿戴整齐，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走出府门，跟着使者来到廷尉衙门，旋即被捆绑起来投入监狱。
当哀帝得知王嘉居然活着去见廷尉，他的反应先是诧异，继而大怒。要知道，王嘉并不是第一个奉哀帝诏命到廷尉衙门的丞相，在他之前还有一个朱博，那一次使者刚到，朱博就乖乖自杀了，没想到这次王嘉敢坏了规矩。但这个规矩毕竟是不成文的，哀帝也拿王嘉没办法，于是他一咬牙，派出了空前的法官阵容，非要给王嘉定罪不可。王嘉始终不肯承认所控诉的罪状，法官们证据不足，也没敢判决。王嘉被关了二十多天，绝食，吐血而死。
虽然严格说来，王嘉也是自杀的，但相比于其他轻率自杀的大臣，王嘉敢于直面刀笔之吏的态度，更像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正因为有了这位破例者，使得贾谊所倡导的“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也不像传说中那般完美了。
当然，作为一位优秀的政论家，贾谊提出这个倡议自有他的道理。
贾谊上《治安策》的前两年，绛侯周勃入狱。周勃打江山、诛诸吕，功勋卓著，却因几句谗言被捕入狱，受到狱吏的侵辱，不得不行贿千金以求自保。他出狱后长叹道：“我曾统帅百万大军，却哪里知道狱吏的尊贵呢！”另外，当时文帝尚未废除肉刑，大臣犯罪也常处以刺面、割鼻、剁脚等种种酷刑，所以贾谊秉承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宗旨来讽劝文帝，以纠正刑罚严酷、狱吏猖獗的弊政，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带来好的结果。在死刑的执行上，贾谊显然犯了“矫枉过正”的错误。大臣们犯了罪，不管大罪小罪，到底该背着剑到“请室”，还是当场自杀，这个度其实很难把握。比如尹忠，他因建议不当而遭皇帝责问，这顶多算小罪，罪不至死，可是他却自杀了。甚至根本没有犯罪的人，像萧望之这样的，也为道德感所“绑架”，选择了自杀。幸亏萧何生得较早，否则连他都难逃一死——要知道，这位大汉名相也被刘邦关过廷尉狱呢！
显然，贾谊对当时刑狱的弊端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执法者缺乏约束。就连最底层的狱吏也敢侵辱贵臣，于此可见一斑。但是，贾谊并没有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完善法律和监狱管理上，而是想靠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判决，让有犯罪嫌疑的大臣不去直接面对执法者，而是自己给自己定罪，一死了之。如此一来，大臣的面子、君主的面子是保住了，可是法律的价值何在，公平和正义何在？
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法律，都讲究先定罪，后量刑，如果定罪这一环节都省略了，一到要面对执法官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就直接抹脖子、喝毒药，那不是太荒谬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