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杀简史》里有一群杀手。这些杀手，撑起了这部长达728页、像块砖头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的小说。这其中充斥着他们各式各样、自说自话、《喧哗与骚动》式的呓语。他们在书中不停地开枪杀戮，所以不要去扳着手指硬去找寻是哪七次。如果没有这群杀手，那么这本书就会像是一只漏气的气球，迅疾地干瘪下去，变成一本薄薄的小册，呈现着失去血肉的苍白。
这样充满着血腥、暴力、粗鄙的杀戮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昆汀的。
比如，《落水狗》，还有《低俗小说》，还有启蒙着昆汀的《英雄本色》。
文艺作品里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杀手，尤其是电影，它既比现实生活里的杀手要多得多，也比现实生活里的要张扬得多，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他们。
但如若要对杀手进行着血统的划分的话，显然这是来自于两个不同世界的杀手。
《七杀简史》里的杀手他们来自于现实主义。
他们不仅仅是和政治不明不白地牵扯在一起，更是成为了政治手上可怜的棋子，这种下场是毫无例外的可悲。
且看这部小说的完成背景：1976年牙买加大选前，金斯敦街头被两个敌对的帮派控制，分别支持两个政党。这当中还嫌不够乱，害怕加勒比地区再出现古巴以外的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国又插入进来，派出了中情局特工进驻牙买加，渗透和影响其政治局势。帮派争斗愈演愈烈，以至于警方采取严酷武力镇压。最终，包括警察、无辜群众，以及冲突双方成员在内的800多人丧生。《七杀简史》里的主线，歌手鲍勃·马利被刺杀事件也正是由此而起。
现实主义之外，除了政治，还有家庭。
且看一个名为强强K杀手的自白，这名同性恋杀手的呓语里充满着对父亲的怨毒，他要用暴力，他要用恶毒的真相来对父亲进行着最大的报复——“我从枪套里抽出贝雷塔，老爸吓得往后一跳，傻乎乎地举起双手”“留着那些屁话，下次打桥牌的时候跟科斯塔先生说吧。顺便说一句，每次他上楼找厕所，我都吸得他高潮连连。”
这样的呓语不正是一个逃离家庭而不得，充满着暴虐与软弱的矛盾体吗，对这样的人物，我们不是再熟悉不过了吗。
所以，在现实主义里的杀手，是可悲的，是可怜的，而又软弱的。
另一群杀手，另一群挣脱了现实主义的杀手，他们戴着墨镜，穿着黑西装，嚣张地走过了25年时光——1992年，《落水狗》将他们诞生下来——一点也不会有过时的自卑，他们要么就是在杀人前发表一段莫名其妙的《圣经》告诫，要么就是在一片乱枪中神奇地毫发无损有如受到神谕，再或者就是那句“我失去的，我要亲手取回来”，让无数少年在街头巷尾在街头巷尾咬牙切齿地说出，刻上了青春的座右铭。
所以，在《七杀简史》里，他们再是狂暴地挥动手中的枪，再是将子弹打得如同狂风暴雨，他们仍是卑微的，仍是平庸的，仍是身处在现实主义里，他们可以对任何人都暴力相向，却独独不能对自己举起枪来，独独不能杀出个黎明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