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照镜子的次数增多。仔细翻看自己的嘴唇，留意到左下唇有一个小小的突起。

       有十多年了的感觉，记忆中第一次受需要挨刀的伤。

      我们那里离陕西很近，驱车不到一小时跨过黄河就是韩城地界。那时花椒在我们这一带刚刚兴起，陕西较我们要早一些，所以很多椒农家都有大片大片的花椒树。花椒的成熟季节恰是暑假，收获期跨度不长，加上带刺不好操作，很多椒农便驾三轮车到我们这一带找人摘花椒。一斤五毛钱，一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十几个小时手快的人也不会超过60斤，不到30块。然而农民毕竟勤劳勇敢，很多村民在家也没来钱的路径，便相互商量相互撺掇，大家一起去陕西摘花椒。

      可能那时我还小，或者母亲想让我出去玩，去的时候母亲把我也带上了。三轮车轰隆隆地在黄河沿岸走过的时候，记忆中村人们都在三轮车上兴高采烈地议论着黄河的水有多么黄，黄河上漂的船有那么多——他们管船叫“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船。当时自然想不到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想不到孤帆远影碧空尽，只是看着大家开心自己也开心。

      记得东家人很好，家里也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忘了是我自己懒惰怕吃苦还是大人不忍心我在花椒地里忍受烈日和花椒的摧残，总之记得我好像都在和东家的孩子一起玩耍。东家家里有很多鸭和鹅，于是每天我都和东家的孩子到山底的小河边放鸭，小河清澈，还有螃蟹和鱼，岸边有芦苇和不知道名字的植物，有一种可以用来止血。有时傍晚回来，一起去地里拌玉米，摘豆子。那时真是感觉在别人家比在自己家里都过得快活。

      有一天中午，东家派我去叫地里的人回来吃饭。黄土高原千沟万壑，常有雨水冲刷出的大洞，我们管它叫天桥。在沿着脚踩出来的小路往下走的时候，不幸地我掉进了天桥。当即，我昏迷了。后来的事情，我都不清楚了，只是在一次半昏迷半醒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哭泣的声音对村里的婶婶说：要是我伟出了什么事，我都不想活了。母亲吓坏了，当东家发现我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的时候，便自己去叫，当人们都上来发现我不在的时候，便纷纷去找。最终在天桥底发现早已昏迷的我。可能是被树枝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贯穿了嘴唇，在天桥底又呆了比较长的时间，血流过多。村里交通不便又没有大的医院，只能将我先拖到东家家里，然后东家去找车。村民质朴，可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出血，再加上长时间昏迷不醒，母亲吓坏了，果真以为我从此不省人事。如果真的不省人事，她想必会一直责怪自己，不能自已。

      当时太小，不懂得母亲说：要是我伟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想活了的背后意义。

      后来有时候在家，母亲有时候会问：你还记得那次去陕西你掉进天桥的事情吗？我通常都说，不记得，早忘了。其实，我没有全忘。母亲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带一点微笑，用着如释重负的格外轻松的语气。母亲很少跟我讲起过去的事情，大概大多都饱含艰辛与沧桑，满含不易与磨难。说的多的也就是关于房子的事情，常常是格外悲愤又激动：你知道咱家以前住过多少房子吗？倒不是因为富裕住的房子多。黄土高原在上个世纪以前都住的窑洞，只要你有力气，扛起锄头漫山遍野的土地任由你挑，挑中了找个风水先生看一看，便可以自己为自己掘出几间房子来。母亲说的是父亲懒，从来不自己掘窑洞都是住的别人搬走后留下的窑洞。母亲有时也会格外遗憾而不甘：那时要修房子，我们家本来修几座都能修的来。90年代煤矿兴起，有枪就是草头王，胆子大的村民都去占山包煤矿。老舅在县城附近也包了一家煤矿，父亲跟着沾光，据姐姐说当时父亲回村时村里人都说：哟，贺矿长回来了么。然而终究农民的目光短浅，得过且过，不懂为自己囤积资产只是游手好闲。后来老舅的煤矿倒闭，父亲又灰溜溜的回来，只带回来村里第一台21寸的彩色电视机和三个箱子般大的应该叫做录音机吧。

      喜欢史铁生的文字尤其喜欢他关于母亲的描写。渐渐懂得母亲说的：要是我伟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想活了的意思。所有的母亲都将儿子的不幸揽到自己身上，她们会为了儿子的顺利欣慰，为了儿子的不幸自责但是她们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察觉。上了大学后，第一年感觉格外失望与失落。13年过年回家的时候，不知怎的说起来，顿时所有对大学和对自己的失望累积起来，瞬间爆发，我将声音提高了八倍，炸弹般地噼里啪啦抛向母亲：要不是你，我会选择这个烂学校和烂专业吗？母亲没有说话，我转身夺门而去。后来姑姑打电话告诉我，说伟伟，你知道吗，那次你出门以后，你妈妈哭个不停。

     我们都还像是没长大的孩子。

    终于明白那些成熟的漂泊在外的孩子，往往向家里报喜不报忧，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母亲担心，而且是为了避免母亲将孩子的所有委屈都揽到自己头上从而自责。史铁生先生说过，孩子的痛苦在母亲那里总是要加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