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工作的时候，在西二旗租了一个三居室中的单间，楼是塔楼，那个房子所有的窗户都朝西。虽说是三居，里面却已经住了四个人：主卧室一个，次卧一个，客厅用一个大大的布帘子遮起来，里面一张双人床上，住着两个姑娘。

我的房间是最小的一间卧室，窗子正对着楼下的铁路和13号线城铁，过一会，就会有一辆列车慢慢滑到西二旗车站中，再从车站驶向远方。也有驶向延庆的火车，声音大得不得了，轰隆隆呼啸而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睡眠居然比现在还好，也真是一个奇迹。

主卧里的女孩跟我一个公司，但不是同个部门，工作地点也不在一起。她留着短发，打扮非常中性，每天背着双肩背包，早早从房间离开；回来就钻到屋子里，基本不跟任何人交流。偶尔在洗手间厨房碰到，也只是草草打个招呼。她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年纪也都比我们大，大概三十三四岁的样子。

次卧的女孩在华为工作，不是技术岗，穿衣打扮既职业干练，也不死板。她说，穿得正式点领导会觉得自己对工作认真重视重视。我深以为然，虽然我是搞开发的，但从此也不再穿随意的衣装上班。次卧女孩开朗多了，经常到我屋里来找我说话，还说让我把资料发她，她到华为论坛上帮我征男朋友。

客厅里的两个女孩一个在附近做销售，一个在很远的地方做跟化妆品相关的工作。她给我修过一次眉毛，我住进去不久，她就因为嫌上班远搬了出去，客厅只剩下了一个女孩。

在那里住的日子，我每天一回到家，就会穿过拉着大布帘的客厅，关闭着门的次卧，直到最里面的小次卧去，那里是我自己的小天地。没有电视机，我就打开笔记本，就着嗡嗡嗡的电脑风扇声，看美剧，综艺节目，动漫，古装。夏日朝西的房间夕晒很严重，晚上八点多屋子还充满了阳光，冬天倒是暖气充足，暖和得很。那时候，觉得晚上的时间好长啊，除了看电脑，再没有别的事情。

跟室友们的交谈也很少。大家都是一回来就钻到自己的房间，去洗手间，也会听听动静，等到没人的时候再去。洗澡轮流洗，大家有着自己的时间。早起洗漱，我们摸清了别人的规律，默契地错开时间，并将厨房也充分利用。

后来妈妈来过一阵子，挤在我十来平的房间；同时客厅女孩的妈妈和妹妹也来了，小小的房子一下子多了三个人，洗手间变得十分紧俏。两个老人不像我们似的只闷在自己房间，而是经常跟大家聊聊天，做了吃的也会一起分享，屋子里飘着饭菜的香气。那时间，屋里的气氛活跃了很多。

妈妈也打听到不少消息。主卧女孩不打算结婚了。客厅女孩虽然看上去年轻，但也30岁了，为了找男友的事情愁得很。她的妹妹脑子里有个瘤，从小医院没少跑，也不能正常上学。她在北京挣的钱，大部分都贴补了家用，她自己也说：我就是我妈的摇钱树，摇一摇，就摇出钱了。

我妈妈不太喜欢次卧女孩，因为她经常夜不归宿，经常跟同事、朋友一起聚会通宵，让我妈觉得她不太稳重。可是，人家明明比我有见识多了啊。

后来，妈妈回了老家，不久客厅女孩的妈妈也走了，没有了饭菜的香味，生活也回归到了之前的样子，回到家，只生活在自己的小小屋中。

现在想起来，我对她们的了解就仅限于此了。至今，我也不知道客厅女孩做的是什么的销售，不知道主卧女孩是哪里人。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对对方的生活习惯和作息一清二楚，却又像路人一般陌生和客气。

那时间，社会上对群居的人很关注，蜗居、蚁居的说法铺天盖地，言语中充满了同情。可是我没有觉得日子有多苦哇，虽然洗澡要轮流来，虽然没有电视机可看，虽然没有洗衣机衣服要手洗，我还是傻乐傻乐地生活。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挣得更多，会租一个更大更舒服的屋子，有电视有洗衣机，还有一张大双人床，这样我妈或我妹来后就不用跟我挤着了。

当真有这么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住了近两年，我换了工作，为了上班近些，要搬到北京的南城。室友们到我房间来，说着恭喜我，问着我新公司的情况。客厅女孩一脸羡慕的样子，因为她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我望着狭小的屋子，黑洞洞的过道，心里却翻江倒海一般伤感。这一走，应该再不会回来了吧，这些室友，应该再不会见到了吧。

果然在那之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虽然有联系方式，但没了联系的理由，电话号码就只变成了躺在通讯录的一串数字，结满蛛网。我到南城后，果然租了一个大些的屋子，有电视冰箱洗衣机，数年后，也与老公一起买了房。

但是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我在西二旗租住的小窝，想起那些室友，不知道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在北京，是否结婚生子。但我知道，我会记得她们，哪怕她们的样子已经在我脑海里慢慢模糊，哪怕我从未真正熟悉过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