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大家是耳熟能详,但这种说法如果光看字面意思就会产生误导和迷惑。
首先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说汉武帝一纸命令,儒术就能够兴盛起来了,就能成为自汉以后几千年的指导思想了,真的是这样吗?
再就是罢黜百家是真的废除了和禁止了其他学说的传播和学习吗?
首先我们先说独尊儒术这一点。
儒家盛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确实是开始于汉武帝,这是不假,但是汉武帝本人绝不是信奉儒家的人。汉武帝在位期间大造宫室、乐于巡游、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没有一件事不和儒家相背离。而且汉武又是封禅于泰山、又是起明堂,这都是他受神仙家的误导所导致的,也不是信奉儒家的结果。
但是儒家确实是在汉武帝在位期间经过他的提倡而盛行的,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本质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儒家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是蔚然成风,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人也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儒家的影响,汉武帝自己也不例外。
汉代初期,统治者面对经济凋敝的现状,吸取秦朝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政策的经验后,决定以黄老道家的思想作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提倡“清静无为”,这在汉初起到了与民生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王朝内部诸侯国的权力威胁到中央,外面匈奴也越来越强大。
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渐渐的不符合时代的发展需求,反过来更适应社会发展的儒家也就慢慢的兴起了。
所以一种学说的流行那必然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相契合的,并不是某一两个位高权重的人一纸命令就能够左右的,儒家之所以在哪个时期能够成为治国的主流学说,最重要的是儒家符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并不是汉武帝或董仲舒这一两个人所能决定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先简单看一下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
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两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意思是:建元元年冬十二月,武帝下诏命令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国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然后丞相卫绾就上奏跟汉武帝说:"所推举的贤良,如果是陈说申不害、商鞅、韩非子、苏秦、张仪的言论,扰乱国家政事,请一律免去。"汉武帝同意了这个请求。(从卫绾的这个请求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官员受儒家影响有多厉害。)
之后在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又设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就成为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因为五经博士的设置,儒家就和功名利禄,升官发财密切地联系起来,所以儒家也就因此成为了汉武帝时期的主要治国思想。儒家开始真正的盛行起来。
而之后又经历了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的长安策问,儒家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据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意思就是,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用魏其、武安侯为丞相来兴盛儒家,之后汉武帝征召天下名儒到长安进行策问,所谓策问,也就是汉武帝问这些儒生一些治国的问题。董仲舒作为贤良文学回答他的策问。三次对答汉武帝策问的文章构成了《天人三策》。”这里面董仲舒从推崇儒术以达到思想大一统的角度回答了汉武帝的策问。
对策结束后,汉武帝部分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大体上做了三点改革。
其一,汉武帝将儒学定为官方正统思想;
其二,汉初的时候仍然设置有七十位博士,但这些人都只是预备人员并没有被任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推行后,汉武帝罢黜了诸子百家的博士。
其三,在人才选拔上,汉武帝任用儒生。至此形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过程的表面,我们可能觉得这是汉武帝本人和一班大臣的结果,但是仔细思考我们就知道独尊儒家是当时的时势使然,绝不是汉武帝和董仲舒这几个人就能改变整个社会风气的,他们这些人只能起到助推的作用。
比如董仲舒传里说武帝刚刚继位的时候,用魏其、武安侯为相来兴盛儒家,武帝刚继位的时候不到二十岁,虽然说武帝不是昏庸愚笨之人,但是也不是什么天纵奇才,他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要兴盛儒家呢?所以儒家能够被独尊,本质原因是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需要,并早已经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流行开来,当时的风气使然,这是不用质疑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某种思想在某个时代能够成为治国思想本质上源于当时的社会需要,而不是某一两个人的私心,即便某个皇帝出于自己的原因想要把别的思想当做治国思想,这或许可以成于一时,但是绝不可能在之后的两千年,都以这种不符合社会形势的思想为主要的治国思想。
另外每个思想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儒家也不例外,它在古代有用,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可以拿来做主要的治国思想,但不意味着它在现代仍然适合拿来作为主要的治国思想。
再来看所谓的罢黜百家。
大家对这句话也有很大的误解,但其实罢黜百家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其他的所有思想都不要了,禁止其他学派的发展和传播,只允许儒家学说进行传播。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的核心是取消其他学派的官方地位,只将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正统学说和官方意识形态,并以儒家五经为官员选拔和任用的标准。
诸子百家的学说还是可以流传的。而且当时并没有禁止诸子百家的书,既然能传书,其实也就意味着能够继续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
当时的神仙家、阴阳家、道家、兵家等等都在大范围的流传,《汉书艺文志》中诸子十余家,只有名家和墨家没有汉朝人的著述,《兵书略》中的《兵阴阳家》和《数术略》《方技略》中有没有汉朝人著述不太清楚,其他的学说都有汉朝人的发展,有的还非常多。
而且从汉代当时的儒家来看,已经和孔子时期的儒家有很大的不同了,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很多儒生也在吸收其他思想学说来丰富儒家,毕竟先秦的儒家只是一种理念,而如果真正用来治国的话,那必须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化的变革才可以。
再者先秦的诸子百家学说,主要的都是朝着经世致用而产生的,自秦以后,他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泾渭分明,汉武之后儒家一家独大是不假,但是即便是儒家也要博采众家之长来充实自己。这种情况导致了儒家也是融合了其他各大学说的,不只是先秦时期单纯的儒家了,有人可能说我胡说,但这个说法是可以得到证明的。
比如汉昭帝的时候,当时的贤良文学和御史大夫互相讨论都各持己见,达不成共识,很多人的意见中就有其他学派的思想,如果都是所谓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还有就是新莽变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王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皇帝,他成立的新朝就是想进行复古改革,使儒家的政治主张得到彻底的实行。但是大家看王莽的改革里面其实很多都有法家的影子。
比如除了行王田之外,还兼行五均六莞,这也就是表明王莽的改革集中了儒家的平均地权和法家的节制资本,可见儒家和法家几乎是合二为一了,所以这也是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是儒表法里的重要原因。其实儒表法里的本质是儒法互相融合,不存在完全使用儒家,或者完全使用法家。
所以虽然说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就是古代的显学,而法家不是,但是法家其实也只是表面上衰落,且不说儒法融合,但看法家的话,实际上当时的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很多也都在学习法家。
据《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宣帝也曾经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意思也就是说汉朝本来就有治国的制度,其制度是和法家相结合的,何必只用儒家呢?而且儒家厚古薄今,不达时宜,所以不能委任这些儒生。
汉宣帝还说过,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掺杂霸轨。
《 后汉书 ·崔寔传》也记载:“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
这类说法都是和汉宣帝一样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如此流行,又怎么能以一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把其他学说的应用一笔抹杀,全部概括了呢?
所以综上所述,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不过是将儒家作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和用人标准,而且当时的儒家也已经是融合了其他学说尤其是法家的一种新的治国理念,谈不上是真正的、彻底的使用原来的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