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大师的晚年都是学术界的研究对象，托尔斯泰的晚年更是如此，著名的是他晚年的离家出走，和出走几天后的去世。

出生在大庄园主家庭的他是个贵族，但托尔斯泰是个在灵魂上永不懈怠的求索者，晚年的他笃信上帝，最喜欢讲的题目是上帝、农人、女人。在家里的庄园写作、念书、散步、劳作、吃素菜、施舍、爱农人。

《最后一站》讲述的就是托尔斯泰的这段晚年时光，以妻子索菲雅和信徒契尔特科夫与他的关系和彼此的冲突为两条线，为托尔斯泰最后的出走提供了带有观赏性质的表述。

索菲雅和契尔特科夫是敌人，一个坚决捍卫托尔斯泰的私人财产，为了保证庄园里大大小小各种事物的正常运行和整个家庭体面的生活，一个坚决要求托尔斯泰放弃所有，回馈民众。他俩的中间夹着托尔斯泰。最后，不堪忍受的托尔斯泰在身边人的协助之下离家出走，不久便发高烧，随后离世。

《最后一站》原是本书，后来改编成电影，无论是原著还是影片都隐约将托尔斯泰的出走指向索菲雅。但是对于这段历史，不能片面地凭一面之词来评价。如果读过巴金先生翻译的高尔基的《文学写照》，就会知道，和索菲雅经常接触但并不喜欢她的高尔基特意写了一篇文章《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试图呈现一个客观真实的索菲雅夫人的形象（这是因为在索菲雅死后，契尔特科夫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出走》，目的就是“要使全世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列夫•托尔斯泰的妻子是他的魔鬼，她的真正的名字是冉底匹”－苏格拉底的妻子，著名悍妇）。

在我看来，没有比高尔基的《文学写照》中的《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夫人》更能在电影的基础上补充真实的历史观点了。

为什么托尔斯泰面对两人激烈的对抗，仍会选择忍让呢。无疑契尔特科夫所提供的实现托尔斯泰信仰的帮助，和他对索菲雅的真爱一样，都是他的一部分。晚年的托尔斯泰笃信上帝、大爱，而契尔特科夫的将版权全部奉献社会的提议，正可以成全这位大师的神性。

在索菲雅身上，高尔基一再强调道，他是伟大的托尔斯泰的亲密的唯一的女友。

以下是《文学写照》的摘抄，觉得说的非常到位了，无需多添加任何言语的对索菲雅的客观评说，当然也是对《最后一站》这部电影非常好的补充资料：

“在周围的托尔斯泰信徒身上看到的粗俗、伪善、自私自利，靠着他精神生活的寄生虫，对他的弟子和崇拜者极不信任，事实也广泛地证明了她想弄开那群包围她丈夫的寄生虫的愿望是不错的，对他丈夫的伟大工作和高度的精神生活，她是看得明白而且完全了解的。不用说，靠了她，托尔斯泰才免掉挨到许多蠢驴的脚踢，靠了她，许多的污泥和唾沫才没有落到托尔斯泰的身上。”

她“不招人喜欢的原因是猜忌，想把她在他丈夫的一生中所负担的大得无比的人物特别表现出来。但做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责任繁重的职务。”索菲雅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也有精神贡献，《战争与和平》、《安娜•卡特琳娜》中细致的女性刻画就有她的功劳。

“那个女人跟一个富裕独创性、而又骚动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儿生活了五十年的艰难的长岁月，在他整个的人生道路上她又是他的唯一的朋友和他的工作的勤劳的助手，她疲乏了，她疲乏得厉害，这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她老了，又知道她那个伟大人物的丈夫不久于人世，她觉得自己又孤单，又无用，因此感到了愤愤不平。这种愤怒带了近乎疯狂的性质在她身上表现出来。最后所有的人都忘了她，让她寂寞地死去，人们只有在高兴诽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额外的话：

我没有找到什么关于契尔特科夫的中文记载，在托尔斯泰身上，无论他有怎样的目的，最后都没怎么得逞。

另外，即便在托尔斯泰很不赞成的情况下，索菲雅依然获得了他1880年以前出版的作品的版权，她透过亲自经手出版这些作品得到相当可观的收入。电影中说1914年俄上院裁定索菲亚继承她丈夫全部作品的版权。当然还有一些报道说，1911年到1913年，托尔斯泰的遗嘱实现了：他没有出版过的著作出版了……版权献给了人民，由人民共同享用。

真相无从得知。

回到电影本身，海伦·米伦（75岁“女王”海伦·米伦今年荣获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饰演的索菲雅真的很好，直率而狂放，火一般的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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