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不是个城市，而是一座城中有各个城中城。欧洲各个地方三六九等的渣滓都在这里汇集，形成各自的聚居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圣-热日维也夫高地便是其中之一，这地方附近的一条街道的曾出现过这么一个歌手，终日流浪，长期在街上最狭窄处的院子里歌唱。

此人名叫罗曼·瓦尔加斯，在不那么落魄的时候曾是个意大利民兵，这就是人家对他所知道的了。没人知道他如何落到这步田地，他自己也绝口不谈，这倒不是因为他如何冷酷无情、阴险狡诈，只因为他的愿望与那时代无法正确契合在一起，被无情地作为了道德败坏的典例。

瓦尔加斯兄弟年轻时都是游手好闲的主，弟弟卢齐安把钱砸进音乐学院，另一个同时还花在更隐秘但开销更大的地方。最后终于入不敷出，于是作兄弟的便休学了，做教师来给卢齐安挣学费。

等罗曼来到罗马，才发现这是个多么混乱的地方。台伯河不仅掩盖所有肮脏、羞耻的勾当，还能冲刷掉一个人的正义、知识、艺术，他很快放任自流，但不至于成为一个很下流的人。年轻的梦想被遗忘，美好的品质都被酒精与痛苦麻痹，无处可寻了。瓦尔加斯这样一直浑浑噩噩地到了三十七岁。二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这时他第一次听说了青年意大利党。

这时罗马诺·瓦尔加斯的生活终于又开始有了意义，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名字奋斗，用繁忙的事务填满空虚的内心——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但他可以为此高兴地准备一整天，什么别的也不想：周末的聚集会（半是聚会半是游玩），为传单找找古代资料，或是做几份年鉴。他不是个好老师，不是个好组织者，甚至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他的同事（不论是学校还是革命小团体里的）都不大与他交好，最后冷漠发展成一种常态。他心里越来越生气——但也不知道是在对谁恼怒。

这情况一直持续着，直到一八四七年春天，他听说马志尼回到了罗马。

与巴黎一样，罗马也是个多民族混杂聚居的地方，四种语言在这里通行无阻。在周末的集会上常常有一个巴伐利亚女工，也有一个兄弟。罗曼不清楚，而他的同伴很明白的一件事是，这两姐弟不能同时出现在会场上；如果她来了，那他便不会来。因为那男孩子羞怯，不愿意让亲人看到他也来参加这种会议。

这羞怯几乎到一种夸张的地步。他姐姐对此十分惊异：因为他平时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有抑郁倾向，对于周围的一切，他既说不上喜欢这生活，也不讨厌它，只是冷眼旁观着，每天下工后看着马路发呆就是几个小时。本来路德维希（这就是他的名字）是不喜欢他姐姐安妮塔的那一套的，因为他觉得这些革命团体简直荒谬可笑：毫无章法，满是空话，与意大利式的麻木不仁相得益彰。他对姐姐的思想漠不关心，整日有气无力的，如同茨威格笔下的勒波雷拉，如果我们凑上前去，到可以听见他轻声哼唱阿尔卑斯山一带的小调，这时他便会想起在轻佻的母亲河旁度过的时光，一切都那么安静，像轻快的钢琴曲…

这孩子没有热情，不信上帝，沉闷严肃，无所畏惧，毫不乐观，没有一个正常青少年该有的生命活力。别的印刷工人下班了，即便不是巴尔杜齐式的享乐主义者，也会在路上闲逛，打量周围的女人。而这个小老头却在回想自己的一生：完了！我会被忘掉，什么也不会被记住的…他一直希望成为一位剧作家，实在不行，做一名演员也行。可他却在罗马，在一个名不经传的德国人聚居地里，当一个无足轻重的印刷工！罗马！她给了他什么呢？他带着希望来，这城市却什么也没给他。只有音乐，只有路过剧院时传出的几句词，只有小酒馆里不成调的曲。生活把他的渴望消耗殆尽，最初的意志已不再是他生活的中心。我们看到的只有表面，本质的东西已经开始失去了。

这时已是三月末，星期五那天是个很明媚的晴天，姐弟两在下午都不用去做工。安妮塔已经出去了，他在家里（如果那个阴冷的地方还能被叫做家）看了会儿书，又扔到一边。里面的故事他看过很多遍，早已了然于心。

生命又在夏日复苏了，路德维希想着家乡这样想。他决定出去走走——也不是去什么地方，就随便走走，看看安妮塔给他说过的小酒馆，去教堂，或许还能赶上下午的礼拜，看看剧院最近都在演什么…他一直走到台伯河边，甚至可以想象河水是怎样从亚平宁山脉流下来，渐渐汇成小溪，汇成大河，就像多瑙河流经巴伐利亚。

他一路走回去，这时已是傍晚，阳光洒在教堂顶上，光彩夺目，在紫红的彩霞照应下，显得更有神性，那尖顶就像猩红的山峰，没人可以面对它，所有罪行在这上帝的宫殿面前都无法隐藏；它宽恕，却是因为它的惩罚比一时的意气用事更严酷，它宽恕的只有它认可的罪行。

路德维希想起这是受难日。

他轻轻走过街道，马车震得街道两侧的房屋也吱吱作响。他甚至屏住呼吸，不敢打扰神明，害怕他会突然发怒，为他的无所作为而羞愧——尽管他憎恶教会，但憎恶的也只有教会。

但他听见路边的小酒馆里传来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不觉停住了。是谁，在这个本该众生哀悼的日子里欢笑？他不悦地轻轻推开门，几乎是惊恐地看见他姐姐正挽着一个木匠跳舞。那是阿尔伯特，他们的邻居。

舞会。他心里想，这微微让他好受了点。酒馆里很喧闹，一丝微弱的紫罗兰味在空气中浮动。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