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八年(戊午年，1858年)顺天府(今北京)举行乡试(省级考试)。考试揭晓后，一个叫平龄的人名列前茅，得中举人。发榜后，人们议论纷纷，倍感惊诧，不知这平龄是何许人也。
当时，清朝有一种制度，乡试后照例有“闱墨”，即在每届乡试会试的试卷中，由礼部选定录取的文章，编刻成书，供大家学习。这届乡试，平龄巍然高中，自然他的“佳作”首先会被选入范文付刊。“闱墨”刊印发出后，有一名考生翻阅到平龄的“大作”后，发现与自己的考场作文从头到尾一字不差，他又奇怪，又气愤，一再查访，得知平龄就是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大学士柏俊的大舅子(妾兄)，怀疑其中必有舞弊，遂向官府陈告。
御史孟传金闻讯后即奏报咸丰皇帝，咸丰帝命人仔细查勘，不得有丝毫庇护。几经访查，终于查明真相。原来，大学士柏俊娶一满族女子为妾，对她宠爱备至，言听计从。该妾有个哥哥(即后来的平龄)是某戏园里的青衣旦，又在某个王府里当奴仆。
只因其妹当上了大官的小老婆，他也立时身价百倍，经常出入于大学士的门下，以宰相(清代大学士为文臣之最高官位，军机大臣及内外各官之资望特重者多授大学士作为荣典，故其品级相当于宰相，但职权未必等同宰相)之妾舅自居，洋洋得意;但又感到自己一个白于,与各达官贵僚时相过从,颇有点不太合适。这次听闻顺天府乡试，其妹夫担任主考官，不禁为之心动:我要是此试考中，就是举人了，不就更有与大官们周旋的资本了吗?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平龄”，隐瞒戏子身份(封建社会，戏子是下等人，不能参加科举)，出钱买了个监生的资格，即报名入闱应试。
同时又叫其妹妹告知柏俊说通。柏莜不敢违抗妾意，也就答应了。开考后，柏俊即预先暗嘱同考官给他留心招呼。那“平龄”本不是读书人，斗大的字识不几个，更不用说写文章了，因此入场后胡乱画了几笔，草草交卷即离去了。同考官在考卷中发现有一张试卷文理荒谬，错误百出，就给柏俊送去。柏俊知道是平龄的卷，随即抽出;另外又找了一份别人的好卷子，割去封面，与平龄的卷子来了个“移花接术，偷梁换柱”，改名换姓。于是发榜后果然平龄“高中”。
柏俊为了讨得爱妾的欢心，竟把平龄的假试卷付刊闱墨，结果自我暴露。查出柏梭、平龄舞弊案后，同时又查出在这次顺天乡试中，参与舞弊的考官总计竟达五十多人之多。此事报到宫中，咸丰帝大为震怒。这是自从清朝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来二百多年间所发生的最大的一起科场案了。圣旨传下:柏俊立即斩首，平龄因已在狱中病死，免予追究。其他与此案有关之各官，有的处斩，有的革职，有的遣戍，有的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副考官、署户部右侍郎，右副都史程庭桂同柏俊一起收受关节，庇护作弊，他曾让他的二儿子、工部侯补郎中程炳采帮助递送试卷等。因此，事发后，咸丰帝命令将程炳采立即处斩，程庭桂因皇帝加恩免于一死，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行刑那天，“程炳采”被押赴菜市口处决。熟悉程家的人们一见，纷纷窃窃私语:原来人犯并不是程炳采，而是程炳采的哥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程庭桂有好几个儿子，大儿子生性忠厚恭良;二儿子即程炳采，为非作歹，素行不端，而程庭桂偏偏对他十分宠爱。科场舞弊案被揭发后，程炳采已经听到风声，自知难免死罪，早已逃往他乡了。
程庭桂知道不交出二儿子，事情不会完结，一家人都难免遭灾。就劝逼大儿子冒充二几子交刑部大狱治罪。大儿子秉性老实，以为虽然皇帝盛怒严究，但以此科场之事，充其量罪不过遣戍边疆，决不至于被处死。因此，同意替代。到了刑部，直认不讳，既承认自己是“程炳采”，也承认自己犯有舞弊罪，几经审讯，一直不变。及至大狱既定，“程炳采”被判处“斩立决”程庭桂这才如梦初醒，大骇失色，大儿子也惊恐万状，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行刑之日，长子的媳妇奔赴菜市口刑场，准备找监斩者申诉，说明被斩者不是程炳采，但被护卫官兵拦阻，未能上诉。她跑到丈夫身边，夫妻俩抱头痛哭，凄凉哀惋，昏死过去好几次，旁观者无不为之痛惜落泪。但是，大狱已定，岂能更改?大儿子终于身首异处，成了其弟弟的替死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