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积少可以成多，积小可以至大，所以圣人无不是从黑暗到光明，从微末到显贵。尧从诸侯（唐侯）到天子，舜本来是深山里的农夫，都不是一步登天，而是逐渐到那个地位。自己说的话，不可能再堵塞回去；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掩藏。君王的言行，是治国的大事，也是君子之所以感动天地。所以，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能将小事做到极致，就是高大，能在细微之处谨慎，就能显著。积善在身，就像小孩子一天天长高，却不觉得；积恶在身，就像火烧油脂（好比点蜡烛），一点点消亡，也没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尧舜得到美名，而桀纣的下场可悲可怕。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而不厌倦的，就是道。道，是万世无弊的，有弊病，那是因为失去了道。先王之道，也有偏颇的地方，所以，政治也有不明而行不通的时候。这时，就矫正纠偏，补救缺失。三王之道，源头不同，但并不是相反的，只是他们所遇到的时变不同，所以各自有增有减。
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无为而治的，就是舜吧！改变历法和服装颜色，只是顺应天命而已，其他的，一概因循舜的道，没有什么改变。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根本的道，并没有改变。夏朝的核心价值观是忠，殷朝是敬，周朝是文，那是根据他们所继承的上一个朝代的弊病，针对性的加以补救。孔子说：“殷商的礼，是在夏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增有减，这我们知道；周朝的礼，是在殷商的基础上制定的，有增有减，这我们知道。以后，或许有再继承周朝的，就算是百世之后，也可以知道大概会怎样。”这就是说，就算是以后一百代的王者，他所用之礼，也不过是忠、敬、文，这三者而已，因循为教，立政垂则，不会离得太远。夏朝继承的是虞，但夏没有说在虞的基础上有什么增减，那是因为他们的道一样，而彼此崇尚的理念相同。道的大原出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圣相传而守同一个道，政通人和，不需要救弊，所以孔子没有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增减。由此观之，如果传下来的是治世，则道相同；如果继承的是乱世，则道要变革。
如今汉朝继承的，是天下大乱之后，应该稍微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那古代的天下，就是今日之天下，同样是一个天下而已，用古代的准则来衡量现代，为什么现代反而比古代差得那么远呢！为什么今天反而错谬乖戾到这个地步呢？是不是有所失于古道？或者说有所违背天理呢？
上天赋予万物，是有所分际的：给它尖牙利齿的，就不给它角；给它一对翅膀的，就只给它两只脚。所以接受了大的，你就不能小的也占。古代给官员俸禄，他就不需要耕田，也不能从事工商业，这也是得了大的就不能占小的，和上天给动物器官的分配是一样。如果是哪头都要占，拿了大的还要拿小的，就是上天也满足不了，更何况人呢！这就是人民嚣嚣而怨，不得满足的原因。那些身居高位的官员，家庭饱暖，享受着丰厚的俸禄，还要乘着富贵的资财，去与民争利，百姓如何能够抵挡他们呢？百姓的生计一天天被侵夺最终陷于穷困。富者骄奢淫逸，贫者穷极愁苦，民不聊生，怎么不走上犯罪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刑罚越来越多，而奸邪不可抑制。
天子、大夫，是下面的人民效法的榜样，是远近四方崇拜向往的对象。近处的人仰望而模仿，远方的人遥望而仿效，怎么能居于贤者之位，而从事普通老百姓的行为呢？迫不及待地追求财富，唯恐财物匮乏，这是老百姓的事；迫不及待地追求仁义，唯恐不能教化人民，这是士大夫该干的事。《易经》上说：“负且乘，致寇至。”乘，是乘车，是君子的事；负，是背负重物，那是老百姓的事。如果你乘车，还自己背着财物，那就会招来强盗了。这就是说，你居于领导者之位，却干着老百姓的事，祸患就一定会到来。居于君子之位，就要有君子之行。就像当初公仪休做鲁国宰相，回家看见家人织布，很不高兴；又看见妻子吃自家菜园种的葵菜，更愤怒，把菜给拔了，说：“我已经有国家的俸禄，为什么还要去抢夺菜农、织女的生计呢？”
《春秋》说“大一统”（万物之统皆归于一，诸侯都归统于中央，不得自专）。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如今各种老师太多，议论不同，百家学派，就有百家治世的处方，意旨不同，所以皇上也没有一个能形成“大一统”的理论，法制经常改变，在下位的人，不知道该遵守啥。以臣愚见，所有不在六经（《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之内的各家学说，以及和孔子思想相违背的，全部都应该根绝，不要让他们发展起来。只有歪理邪说灭熄了，道统纲纪才能一统，法令明白，人民才知道该依从什么。
皇上非常欣赏董仲舒的上书，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丞相。会稽人庄助也参加了这次贤良对策，提拔为中大夫。
丞相卫绾上奏说：“各地所推举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子、苏秦、张仪之学问，用他们的言论惑乱国政的，请一概罢黜。”皇上批准。
董仲舒年少的时候就研究《春秋》，孝景帝时为博士，进退时的容貌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一概不做，学者们都尊他为师。到做了江都国相，事奉江都易王。易王是皇上的哥哥，一向骄纵好勇。董仲舒用礼来匡正他，易王对他非常敬重。
钱穆说：
西汉政府的文治思想，最先由贾谊发其端，之后走向董仲舒的复古更化。
贾谊陈政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了裁抑诸侯国和抵御匈奴外，尤其强调的是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强调教育，是因为当时诸王、列侯家庭都以堕落腐化，没有教育，就不足以维持长久。强调文教，是因为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只能管一时，渐渐的政事松弛，就会走向申韩的刑法之路，沿袭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老路。要革除秦朝的弊病，就要另开文教。如果朝廷只讲法令，社会只重钱财，风俗就会日渐败坏，阐扬文教，之后就是移风易俗。由此，西汉的政治思想，就逐渐从申韩走向儒家。
贾谊虽然被周勃、灌婴等排挤，但他的主张，一一为汉廷采用。武帝以王臧为师。王臧是儒生，武帝即位，大兴儒术，跟他早年所受教育有关。
先秦诸子百家，最重视教育的是儒家。道家根本主张不学习，当然也不搞教育。法家只重视刑名法律。墨家不适于实际。其他各家，都是用世之学，不是教育之学。所以只要幼主需要教育，儒家就一定会兴起。儒家之兴起，就从友教贵族子弟开始，所以文帝用贾谊，先用着长沙王太傅，然后用着梁王丞相。武帝用董仲舒，也是先用他做易王的丞相。儒家在汉初，就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