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献血

9月27日，察隅中学泽旺罗布校长在办公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我校原九年级毕业生，因受伤造成大出血，目前急需B型血，请B型血的老师自愿到县人民医院献血。

信息一经发出，不消数秒钟，群里就炸开锅了。

有老师说：我是B型，等下有课，下了课立马就去。

有老师说：谁要马上下去的，一起！

有老师回复：我们已经在门卫室了。

而O型血的老师也不甘示弱，纷纷表示如果O型血能用得上，他们的手臂随时可以架到采血台上去。

过没多少时，群里就出现了老师排着队撸起袖子在采血的照片。队伍中，既有藏族老师，也有汉族老师。

到了中午，有位老师在群里说，那么多位老师进行了血型匹配，只有贺雄老师和孙顺兰老师的血液是匹配的。两位血型匹配的老师第一时间表示马上下去献血。而那些血型没有匹配的老师，仿佛都感到很惋惜。还有个别核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的老师，也都纷纷追问自己的血液是否匹配。

看着这一连串的信息和照片，我呆住了。

就我的不全面观察，老师们每天上课带着一个手提袋去上课，大多数老师的手提袋里都“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放着一把结实的戒尺。我还曾目睹一位老师因为学生在校外吸烟喝酒，她挥动着那根结实的戒尺，恨铁不成钢地抽打着这个学生。一次考试之后，几位年轻老师坐在饭桌上开展“考后教训学生”的经验交流会，有的苦口婆心教导我怎么教训学生。且有极个别老师无论课上课下，吝啬得连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赞赏的眼神都不愿意送给学生。这让我有时会以为：莫非学生在他们眼中不是孩子，而是某种既无感情也无知觉的物体。

但是，今天，他们用一种类似本能反应的行动，以一种壮士断腕式的“悲壮”形式，向我诠释了什么是“师者大爱”。

我想起了江巴拉姆老师曾经跟我说，她在下察隅教小学时，周末经常要带孩子们到河边，给孩子们洗头、洗澡、洗衣服。

这边的孩子，大多小学一年级就要离开家住在学校里，一年里头，跟着老师的时间绝对要比跟着父母的时间长得多。平时吃穿行走，全由老师照顾。生病了，是老师们给他们买药或送医。而需要老师救命时，老师们更是毫不犹豫的。

由此，我仿佛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老师施行的是“铁血教育”，但是整个学生群体还是那么敬爱师长。尽管，对于为“铁血”而铁血的教育方式，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二、收徒

9月28日，李薇老师跟我说，之前听了我的公开课《故乡》，想学习我的“读写一体”的设计，在她的班级上一节《范进中举》，邀请我给她听课评课。

我感到非常高兴，告诉她既然她要上，那我也上一节作文课，陪陪她。

我们把上课的时间定在科组的集体教研时间，周二的下午，长假前最后一晌。

宋楠让我把课录下来，发给她学校做线上“同课异构”活动。我向张博借相机三脚架，并告知他我要开展教研活动。他一听说，就说想来听我们的课。我自然是欢迎且欢喜的。

当天下午，张博来了。第一节是李薇的课，她说这节课是借鉴了我的设计，但其实借鉴的只是“读写结合”的理念，课堂上的每个环节，都由是她自己原创。她抓住了人物的语言描写这个训练点，带领学生通过反复品读胡屠户、范进和张乡绅的语言，去感受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最后的拓展延申环节归纳出成功的人物描写的方法。不过，非常可惜的是，她在带领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时候，抓错了方向。本应训练学生写人物语言，她却让学生写人物语言前后的提示语了。

评课时，张博对李薇说：“李薇，你的课是我在察隅听了那么多老师的课里头，第一个在设计上进行了‘以读带写’的尝试的，第一个把训练学生能力作为课堂的主要目标的。”

说完转头对我说：“方楠，你这个师傅，要好好带她。”就这样，我收了从教生涯中的第一个徒弟。

至于我的课，用张博的话说：“体验式作文指导课，是深圳语文教师常用的授课方式。”于我自己而言，这节课只是呈现了自己一贯的教学风格和水平，并没有什么意外惊喜。老师们在评课时，却一律叫好。我不得不警醒自己，要提防“被捧杀”。

张博说：“我这个人对时间有焦虑，如果一个下午的时间，让我觉得过得没有意义，我就会很气愤！方楠，谢谢你，让我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

教研活动结束后，我和徐老师一起下楼，她说：“方老师，今天的活动，我感觉到老师们有了一些变化，特别是评课，都比之前更积极了。”我无法判断徐老师这话是不是为了哄我开心才这么说。

随后，我在群里发消息，告诉老师们我上课用的道具“秀逗糖”还有几盒存货，老师们若是感兴趣，可以把我的设计拿到自己班上去上一节课。很快，就收到了李薇、许梦和杨小雪三位老师的回应。

虽然，我私下也常常听到一些老师对深圳教师相对灵活的教学方式的质疑。有些老师认为我们这种旨在培养学生能力的课堂，不接“应试”的土壤，公开课拿来表演表演就行了，不可能每天都这么上课，在察隅还是得“考什么教什么”，不然考试成绩上不来。但是，看到老师们愿意去尝试，我心里头还是很高兴。

晚上，我给张博发信息：张局，我想，我们做的事，还是有意义的。

张博没有正面回复我，而是告诉我回头找机会把这节体验式作文课送到县完小和各乡小学去上。

来了西藏，我的睡眠一直不太好。听到要到各乡送课的消息，我又一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海里哗啦啦一直放映着我的课的教学环节。当然，并不是因为紧张！

三、小聚

9月30日，中秋兼国庆前夕，学校组织去鱼庄耍坝子。泽校为了这事特意提前一天开了全校教师会议，通知了七点半在学校门口出发。天还没亮，我就起来洗漱吃早饭。但是，当我七点半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时，只有我一人独立在秋风中。最后，我在校门口等了四十多分钟，才陆续有老师来。

我忍不住跟几个那几个先到的老师吐槽大家的群体性迟到，得到回答却是：“我们就知道不会那么准时出发的，幸好我睡前起来把闹钟又调晚了半个钟头。”

耍坝子其实就是野餐，是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休闲方式，有些地方还有专门的“耍坝子节”。找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架起烧烤架子，铺起野餐垫，饮酒作乐、谈笑风生。

我们去的地方倒是极美的，活动对我来说也很新鲜。只是早上六七点就起来（虽然仿佛只有我这么做了），披星戴月去耍坝子，一直耍到傍晚再披星戴月地回来，这样花一整天进行娱乐休闲的极致方式，还是令我感到有些匪夷所思。这也让我开始怀疑，我们终日在城市里的营营碌碌是否有实质的意义。

午饭过后，由于失眠加早起，我乏得很。幸而张博开车到鱼庄接我回县里办边防证。

回到县里，见到大朱小朱，我们援藏小分队终于实现了进藏一个半月以来的首次小聚，虽然这次小聚也并不“团圆”。

罗老师的爱人来八一了，他提前去与夫人“度蜜月”了；王老师可能因为思念她的一双儿女，眼睛“差点哭瞎”了，也提前出去治眼睛了；而远在察瓦龙的家兴，由于路途遥远，还需要多一天的路程在路上，赶不及在第一时间与我们团聚。

晚上，张博带着我、毓瑶和益琪，在援藏公寓庆祝中秋节。庆典第一个项目就是每个人轮流在他的小黑板上写一板粉笔字，然后拍照上传到群里进行PK。张博的字自然不必多说，我们都说可以当作范本了。两个妹妹的字也都很好。益琪虽是九七年的小姑娘，且又是数学老师，但是她对教学有卓越追求，本身就写得一手好字，最近在乡里还每天坚持刻苦练字。

一场实力悬殊的板书比赛最终当然以我的字最不堪入目而结束。不过，挫败没有使我消沉，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使我当下就下定决心好好练字，后来我也确实付诸于行动了。

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总会激发你向往优秀。这就像置身于逆流洄游的大马哈鱼群，你怎么甘心做一条不思上进的鲇鱼？

晚饭后，张博拿出他的吉他，弹起一首首经典歌曲，让我们为他伴唱。我们坐在院里的石凳上，喝茶、品月饼，就着被山头挡住而只能靠想象的美好月色，和着琴弦上蹦出来的一个个琴音，从《贝加尔湖畔》唱到《成都》，又从《美若黎明》唱到《城里的月光》。

我想，虽远离家乡和亲人，但这是一个浪漫得有些彻头彻尾的中秋夜。

四、思辨

10月2日，广东省长马兴瑞同志来林芝考察广东援藏工作，慰问在藏的广东援藏干部。张局他们工作组全员要赴林芝见省长。

益琪出主意怂恿我们趁着假期到林芝或拉萨感受大都市的繁华，于是我们跟着张博到了林芝。

张博去开会见领导，我则带着两位小妹妹和小石头（毓瑶研究生期间的支教队友，这次专程从内蒙鄂尔多斯来藏看望毓瑶，还号召自己的朋友给毓瑶所在的古拉乡中心小学捐献了一大批的肥皂、洗发水等日用物资）在林芝市区瞎逛。

我有个习惯：每到一座城市一定要去参观它的博物馆和书店。

我们的首发目的地是林芝市自然博物馆。但是自然博物馆的颜值并没能调动起让我们迈进去的欲望。于是，我们在比日神山上拍蘑菇，游玩了半天。而后，冒着斜风细雨在尼洋河边静坐了半晌，又在菜市场逛了半晌。我没想到，这几个小年轻与我竟是这样臭味相投。毕竟，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会想到去深入了解当地的菜市场，这样的行为是很难不谋而合的。

次日，小石头启程回鄂尔多斯了。我和两位妹妹决定先看一场电影再去逛书店。

也不知道是因为远离“影院”这种现代文明太久了，还是因为电影《夺冠》太感人，观影期间，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男人，竟然和两个小姑娘并肩坐一排，一人一张纸巾，各自擦拭泪水，感觉就差抱在一起痛哭一场了。

群体性哭泣之后，逛书店就成了我们最后的“夙愿”。

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影院附近有间“爱心书屋”。但是，当我们走进这家书店，映入眼帘的是书架上的一排排、一摞摞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黄冈考霸》。我们立马落荒而逃。

第二站，来到新华书店，没有开门。我们在正对面的一家精品店向售货员小姐姐打听新华书店什么时候开门。谁料，小姐姐竟然用一种错愕的语气说：“新华书店，在哪里？我不知道哦！”我们再一次落荒而逃。

我们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林芝市图书馆了，于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林芝市图书馆门口。当我远远看到一栋插着红旗的红色建筑物出现在视线时，我有个不详的预感——图书馆也没开放！

在一种强烈的“不甘心”作用下，我们还是来到图书馆门口，但终于还是看到深闭的不锈钢拉闸门上紧紧扣着一个冰冷的锁头。

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后，迎面来了两个中学生，益琪提出向他们打听图书馆什么时候开放。我说：“根据我的经验与直觉，他们非但不知道开放时间，而且极可能从没进过图书馆。”益琪说我这样的武断太过轻蔑。

事实胜于雄辩，两个孩子对她突如其来的问询感到无措且茫然。而为了应证我的猜测，我很狡黠地问他们：“你们去过图书馆吗？”他俩纷纷摇头。于是我又用更加狡黠的笑容向益琪炫耀我的“未卜先知”。

毓瑶“呐喊”道：“难道这座城市所有和书籍相关的单位，整个假期不开一天门的吗？”

益琪双手扶着两边太阳穴，翻了个白眼，说：“想起在深圳，任何时候去图书馆或书城，都要赶个大早去占位！”

我则给她俩讲了个故事：去年教师节，援藏工作组给全县教师发了一套教师节礼物，有保温杯一个、笔记本及钢笔套装一份和两本教育类专业书籍。有些乡里的学校，保温杯和笔记本套装被老师们领完了，书籍成批堆在一边没有人要，也没有人理睬。

我还听一位当地老师说过：发给我们的专业书籍不实用，还不如发两本教辅材料给我们。

针对“城市人群（或特指教师群体）该不该读书、学习、提升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书籍，该养成什么样的学习习惯”的问题，就像“教育学生该不该只有铁血制度”、“常规教学该关注学生的能力发展还是只关注考试成绩”。这些问题仿佛都是观念上的问题，甚至是群体观念问题，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转变什么的。而实际上，世间最为难自己的事情，就是整天想着改变他人、改变世界。

随着对这方水土的观察、了解和体会的逐渐深入，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已经不像刚来时只有“新奇”与“赞叹”了，感情上多了些理性的思辨，行动上却多了几分彷徨。

张博说，来到这里，他学会了“己所欲，慎施于人”。

是啊！当两个地方的群体对某种文化或习惯的认同存在差异时，我们非要别人按照我们的想法和方式去思考问题，就会造成别人一种“你只是为了彰显自己很高级”的错觉。但是，在我们不敢苟同的事情与做法上一直保持沉默，可能也会使我们彷徨。

五、分数

长假结束，期中考试来了！

收到监考表那一刻，我简直惊呆了。考试两天，我要监考八门学科。早上八点二十领卷，连着两科考到中午一点钟；下午三点二十领卷考到五点半；晚上七点考到九点。

监考第一天，我几乎把我此生三十二年的每一天都在脑海里回放了一遍。最后发现我的前半生过得如白驹过隙，监考没结束，我半生的回忆就播放完了。

监考第二天，我起初拿了本《马克思哲学原理》的笔记，背诵起马克思哲学。后来拿到了高中英语必修一的单词表，把全册书的单词都背了一遍。但是，当我觉得我脑子已经背不进任何东西时，晚上最后一科的监考还没开始。

监考罢，就是改卷，我一人在啼笑皆非中看完近三百篇作文。改完了几百篇令人五味杂陈的作文后，就拿到了自己班级的成绩单。教书八年，我在青藏高原上遭遇了教学生涯第一个“滑铁卢”——我的九5班语文成绩年级倒数第一。

说实话，从教以来，我从没有体会过教学成绩倒数第一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把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感知能力和运用能力培养起来，日常教学的重心放在阅读和写作训练上，考前哪怕不复习，也是不必太担心分数的问题。而教小学语文这么多年，我也确实从没有被“分数”这个概念困扰过。但这里是察隅，我教的是初三，周边所有人都在告诉你“分数最重要”！

有老师跟我说：“老师，你的教学理念那么先进，切切实实关注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但是初三的学生，如果考试的东西你不硬抓，类型题的答案你不要求他们背，他们不会自觉去学的。最终分数上不来，大家还是会说你的。”

除了我，王老师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她的班级也倒数。看来，我们的教学方式，在察隅出现水土不服了！

我想，我们仿佛需要重新梳理一下，我们个人在这次援藏之旅中的定位与所能发挥的作用。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日于西藏察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