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69天《五辅  第十》第1~2段

原文阅读

          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土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

      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奸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廪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上弥残苟，而无解舍，下愈覆鸷而不听从。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

字词注释

[1]明名广誉：盛名大誉。明，盛。广，大。

[2]得人：得人心。也包括待贤才。

[3]暴王：残暴的君主。

[4]极：此指最重要的准则。

[5]利之：使之得利，给予利益。

[6]教之以政：孙星衍云：《治要》引无“以政”二字。郭沫若云：“以政”二字不当有。一说用具体政绩来教育他们。

[7]畴：田亩。实：充实。

[8]闲：政令简要的意思。

[9]私曲：偏袒扭曲。此处指歪曲公法的私议。《法法》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

[10]囹圄（líng yǔ）：监狱，牢房。

[11]上中正而下谄谀：崇尚公平正直而鄙视阿谀奉承。上，通“尚”。崇尚，推崇。下，贬低，排斥。

[12]恶饮食：意谓厌恶大吃大喝或过分地讲究吃喝。

[13]解舍：指放宽与免除。意谓宽免赋役。解，减免，放宽。舍，舍弃，免除。

[14]凶：通“讻”。吵闹。《说文》：“凶，扰恐也”。

[15]匮：缺少。食饮：上文均作“饮食”。

[16]弥残苟：更加残暴苟且。弥，更加，愈发。残苟，刘绩云：当作“残苛”，乃字之误，意谓残暴苛刻。

[17]覆鸷（zhì）：固执凶狠。覆，读为“愎（bì）”。固执，执拗。

[18]上下交引：意谓上下相互争利。交引，指争夺、较量。一说为“交弗”，弗即“拂”，违背。

译文参考

        古代圣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获得盛名美誉，建立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为后世所不忘，不是因为大得民心并受到人们广泛拥护的，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暴虐的君王之所以丧失国家政权，危及社稷，倾覆宗庙，在天下声名狼藉或湮没无闻，不是因为失民心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如今拥有国土的君主，都希望平时能生活安定，一旦举事就想有权威，出战希图争取到胜利，防守期望得到长久巩固。大国君主雄心勃勃想要称王天下，小国君主欲望不小，也想要称霸诸侯，却不懂得努力争取民心、获取拥护。所以，祸小者则弄得兵败而地削，祸大者则身死而国灭，所以说：争取民心这事，是不可不竭尽全力去做的。这是普天之下最重要的一条治政准则。

      说：争取民心的方法，最好是让百姓得到利益；而让民众得到利益的方法，莫过于教导民众。所以，善于管理政事、治理人民的君主，总是使得田野得到开垦而且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国家公法通行而徇私袒护的行径被禁止，粮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士得到进用而奸邪遭到排斥。国中有德有权的君子人物崇尚公平正直而鄙视谄媚阿谀行为；国中上上下下重视勇毅英武之义举而鄙视贪财逐利之气；国中百姓热爱耕种而痛恨大吃大喝，因而财源用度富足而食用物品如柴粮蔬果等充足。这样，在上位者宽厚，能放宽政策减免徭役，下面的百姓也必定乐于听从而没有怨恨。君民同心、上下和谐，国家就有礼义纲纪，如此，平常生活安定，而一旦举事就有威信，征战能争取胜利也能长久稳固地防守，因此一战就能匡正诸侯。不善于管理政事、统治民众的君主，田野荒芜而社会贫困，朝廷纷扰而官府混乱。国家公法遭废弃而徇私袒护之风却横行无忌，粮仓空虚而监狱爆满，贤士遭到罢退而奸臣得到进用。统治国家的君子之流崇尚谄媚阿谀而鄙视公平正直；国中有身份的君子和一般百姓重贪财逐利而轻视勇武刚正；一般民众喜好吃喝玩乐而厌恶勤劳务农；由此财源用度困乏而食用物品如柴粮蔬果等都很短缺。在上的君主愈是残暴苛刻，不知放宽赋税、减免徭役，在下的百姓也就更加顽强凶猛而不肯听从。君民互相争利，上下不能协调，所以，平常状态生活不安定，一旦想要举事也没有权威，出战不能争取胜利而防守也不得稳固。在这种情形之下，祸害小的则是国家兵败而削地割城，祸害大的则是君主身死而国家灭亡。由此看来，管理政事、统治民众，不可不谨慎对待、慎重处理。

核心内容解读

        五辅，就是指执政治国五个方面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德、义、礼、法、权五个方面，本篇后文中详尽地阐述了这五方面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就是《管子》给君主提供的一个施政纲领。

        本篇一开始就提出古之圣王得天下与暴王失国家的比较。无论大国小邦，君主想称王天下或称霸诸侯，若不懂得争取民心，则完全不可能实现目标，轻则兵败失地，重则身死国灭。因此，赢取民心，是治国理政最最重要的准则。

        若想赢取民心，就要使之得利，而最根本的办法是管理好政事以教导民众。文中描述了政通人和的美好景象和不能为政的混乱局面，以论证“政不可不慎也”。善为政者要做到，农事为重城邑殷实，政令简要官府清治，公法通行私法禁止，粮仓充实监狱空置，贤人得用小人被拒，君子尚德士民贵用庶人好农，上位者宽厚，百姓无怨，上下同心，财用富足，有礼有义。这样，才能“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 ”，“一战而正诸侯”。反之，则可能兵败地削、身死国亡。

      文中描述的理想的治国之道，表现出糅合了儒、道、法各家的思想傾向，没有决绝地反对仁义礼法，接受其对于社会政治秩序建设性作用。有学者认为，《管子》中的政治哲学思考，从前文《幼官》《幼官图》等内容看，对“道”的理解和对“道”与“德”

关系的界定，毫无疑問出自《老子》，但管子中体现出黄老政治哲学的新思考，把仁、义、礼、法纳入“道德之意”之中，结合为新的理论结构价值序列，在“王道”和“霸道”之外，拓展了新维度“帝道”。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帝道：王霸之外的新维度（节选）

        战国中期以来的道家黄老学展现了在道与法之间、混沌与秩序之间的张力中思考政治哲学问题的旨趣，创造性地提出一种试图超越王（道）、霸（道）之外的新思维——帝道。从思想上看，这是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范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即针对王道和霸道而发。

        从思想史角度看，帝道或帝王之道是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范式，它的出现并非偶然。如果说理想主义的儒家推崇王道的话，现实主义的法家更青睐霸道，而道家黄老学派则开辟了一个新的向度。

        道家黄老学派创发的帝道，不仅丰富了法家（如慎到、韩非子）关于“法”的阐述，赋予其复杂深刻的内涵，而且亦渗透于早期儒家政治哲学之肌髓，俾使儒家王道观念踵事增华、更上层而“皇”“帝”“王”“霸”成为后世讨论政治哲学、表达政治期望的理论模式，足见道家黄老学派开辟创发的“帝道”之重要意义。从文化史上的前轴心时期到轴心时期的转折，亦对应于思想史上的前诸子时期到诸子时期的“哲学突破”，更相当于由德礼体系向道法体系的深刻蜕变。

      诸子百家蜂起，其思想动机在于“救时之弊”。王道政治从本质上说就是某种贵族（世袭）政治，通过“封建”“世官世禄，以守宗祊”建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相互嵌套的宗法体系，即德与位的匹配关系，乃是“王道”的基本特征。作为王道的推崇者和维护者，儒家极力反对在“德礼体系”头上动土，坚决反对异质性的因素（比如说“法”）容身于“德礼体系”，因为“王道”已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信念，成为他们对历史上黄金时代的追忆了。

        春秋时期王道失序，代之以风起云涌的“霸道”。    通常认为，“霸道”就是“以力服人”，不同于“王道”之“以德服人”。齐桓晋文以来的霸道在政治层面体现为“尊王攘夷”，《左传》成公二年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这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法。即便是孔子，对霸道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从现实上说，始于齐桓公、管仲，铸成春秋霸业的“霸道”，突破了周德，更张了周礼。管仲变法，是对当时已经不能适应于时代要求的经济、社会、政治关系进行系统调整的结果，史称“管仲之法”，《管子》记载了“管仲之法”的部分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泛，包括经济（例如田亩制）、军事（例如保甲制）、政治等层面。虽然管子变法推陈出新的“法”是针对“（周）礼”而发，是“礼”的补充与调整，但已经蕴含了某些新的质素——相对于“礼”而言是异质性的。看来，管仲变法所引入的“法”，确有从制度之内颠覆周礼的端倪或萌芽。

      无论是齐桓公时代的“管仲之法”、晋文公时期的“郭偃之法”，还是郑子产所作之“刑书”、晋范宣子所铸之“刑鼎”、楚国曾推行的“楚仆之法”，都突出了制度创设中的“法”的因素之滋育，可谓法家思想之前驱，而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实事求是地看，齐桓、晋文之所以称霸（伯），“变法”被证明是其必由之路，因为“变法”既深刻改变了政治、经济方式甚至结构，也推动了法律层面的革新与创造，思想和精神文化层面的跃进亦日益酝酿，诸子蜂起自由争鸣乃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史体现。

        孔子曾以“礼坏乐崩”概括他所处时代（春秋末年战国初期）的政治失序状态，并表示痛心疾首，然而，战国以降，“王道（周德）陵夷”、霸道横行的局势每况愈下，实际上已不可逆转。道家，特别是黄老学派，却对此浩浩荡荡历史潮流做出了冷静、积极的回应，黄老（在某种意义上又称道法家）和法家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精神。

        “王道陵夷”“周德衰微”“礼坏乐崩”之政治失序、社会失范仿佛思想上的混沌之局，如何重建秩序，黄老学派力图于王霸之外开创一种政治哲学新思维，而这种政治哲学新思维的核心内容就是“帝道”。这一点岂容抹杀？进而言之，黄老开辟的“帝道”不但丰富了道家政治哲学的内容，亦深刻影响了儒家和法家。（上）

参考资料

《“帝道”与“黄老”——再论黄老政治哲学的历史贡献》，郑开，《国语研究》（第四十一卷），袁行霈 主編，北京大学出版，2019年3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