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余生有人鲜衣怒马，陪你看烈焰繁花；

愿余生有人素面白纱，陪你度恬淡年华。

这里是台北青正街182号。

退去了正午的炎热，阳光的浓度刚刚好，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地面，秋末的鸣蝉和民居巷弄里的轻言细语提示着安宁。日治时期这里曾是台北帝国大学教授的宿舍区，如今绝大多数的建筑不再保有原有的样貌，只剩下绿荫大道和古木参天昭示着岁月的流转。

转过青石板的台阶，我推开木制的大门见到她正坐在院子里摇着大蒲扇，她说等候我多时了，随即从里间端出自制的台北风味给我，还说看到大陆的人感到特别亲切，我和她就这样谈笑风生地吃完瓷碗里的鱼片和果脯，然后一起望向屋檐外的半海，她对我说，几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破旧的小渔湾。

十七岁那年他就是从海峡的那头坐上一艘轮船，驶向了遥远的大陆深处，而她的轮渡却被吹到了海峡的这头，三十年来亲眼见证了土地的蜕变和高楼的崛起。

她深谙，人和土地一样，都会被时间改变。

1952年出生在大陆的宛城，本是富农家庭，享受着独女的家庭宠爱，她说7岁之前过得锦衣玉食，后来因为种种变故家道中落直到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来临母亲因病去世，只剩父亲带着她逃奔到上海。父亲四处求生不得只得找户人家把她寄养着，给主人家做些手工活儿倒也不至于饿坏，能活着就行。

她也没有小姐出身的戾气，尽管有时挨了骂终究所幸的是没有被赶出家门过，上海李子路56号，她在这个弄堂里过了两年的安生日子。

六十年代的上海，不少贵气的女人穿着旗袍花枝招展，洋酒的气味儿弥漫在李子路的尽头，那里是贵族们把酒言欢的殿堂，那时上海的霓虹没有今天台北的亮，但足以把她的记忆照得清晰而明澈，在那个即将入冬的夜里，父亲病逝，她遇见了他，那一年，她十七岁。

她说，父亲病逝前一个月，每天中午都会用碎棉布包好煎好了的药送到父亲工作的场子里去，一来二往都认识了场子里的人，但有一天在场子见到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面生的很，她心里还嘀咕着到底是谁，没想到那小伙子竟然主动找她搭起话来，原来是城里的知青，为了多赚点钱就来工厂里做活儿，刚好他又跟她父亲一个车间，自然也就慢慢熟络了。

倘若不是他掏腰包帮她办完父亲的后事，被抢匪抢完了工资的她真不知如何是好。失去最后一个亲人，她说她痛哭了好几天几夜，她很绝望，怎么就剩自己一个人了，这世上连个依靠的人都没了。

他说，如果可以，这世上她的亲人可以算他一个，还有他可以依靠。

她说，如果可以，我们就成为亲人吧。

十七岁那年的承诺是李子巷这头六十年代的青春，像那封建的裹脚观念没有淡出历史还深深得烙刻在心坎里，又好似那洋烟的一缕云雾令人痴迷然而晕进这巷子后杳无音信。

知青下乡的号令一下，他也没能幸免被安排到黄土高原去当农民搞生产，1969年的上海港口，轮渡的汽笛声还缠绕今天的耳边，她在甲板上送别他的那一刻就在暗想要一路追随，第二天她买了票欣喜而焦灼地登上了拥挤的船舱，只是没想到命运的帆驶向了海水的对岸，下了船当地人才告诉她这里是台北，是一个与大陆相隔六百多公里的岛屿。

那一刻，绝望在这不可逾越的海水里浸泡多年后拿出来依然散发着浓厚的盐味儿，回忆耐酸碱和腐蚀，那种从此故乡两隔，心上人两隔的疼痛让十七岁的她在台北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夜夜声泪俱下，她想过办法回大陆却因为种种动乱而无果。

台北的夏天是汽水开盖时的气泡，炸开阳光温暖的味道，她坐在我的面前，银发别在耳后，安静的样子像是个被世界和岁月风蚀瘦弱的琥珀。

一个人，在台北生活，跟着当地人去海边捡野菜捞鱼，学着做咖喱饭、晾鱼干，她说一开始吃不下腥味慢慢地也就屈服了，听不懂的语言竟然也慢慢学会了，遇到过好心人给她送过衣服和被子。

三十年啦，看过台北的风吹倒了门前的大树又抽了新枝，老式的房舍拆了又建，听到过上海人的口音，遇到过不少友善的人，青正街的巷子像极了李子巷，兜兜转转处，墙上爬满了青苔和自己的念想。

她说，有多不习惯都习惯了，只是常常在想当初在轮渡上别过后的他再无音信，或许子孙满堂了吧，或许回到了李子巷找过她，或许、、、

这世上哪有真实的揣测啊，那些很老很老的记忆被炎热的风浪炙烤，一个人颠沛流离了一生没等到另一个人，命运的升降调在此刻划上了休止符.

几十年前的她还想着回大陆，回到那个被回忆束缚的巷子去寻回逃奔的岁月，而如今的她不再纠缠往事了，惟愿海岸两头，各自安好。

这个藏着茫茫人海的大千世界，不会因为走丢了一个人而停止涌动，走散了的人不一定要重逢，从容的心可以在时光的治愈下寻一方安静以栖息。

离开台北多年了，我想再去看看她。